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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与彼得大帝在历史关头凸显治国差距(1)

    发布时间: 2011/11/29 9:05:0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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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天朝向左,世界向右》,王龙著,华文出版社出版 


      假如在青天白日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该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景象?这种奇异的巧合并非臆想。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他们都是大气磅礴的传奇君主,一个是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中国皇帝,一个是锐意改革、狂飙突进的俄国沙皇。两位大帝不仅出生时代相同,在位时间相当,而且都具备非凡过人的雄才大略。他们呕心沥血,励精图治,在十七至十八世纪中把各自的国家带入鼎盛局面:康熙使中国一举摆脱明末清初大动荡后满目疮痍的局面,成为东方最强大的王朝;彼得使落后愚昧的俄罗斯一跃而起,成为令欧洲列强刮目相看的封建强国。然而,他们又是两艘巨大航船的舵手,在重要的历史关头驶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使俄罗斯迅速走上近代化道路,雄踞欧亚,傲视全球;康熙最终没能跨越封建政治体制雷池半步,他所开创的盛世王朝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很快滑向盛极而衰的落日辉煌,由孤芳自赏的天朝大国急剧坠入落后挨打的悲惨境地,在被西方列强鲸吞蚕食的同时,竟还遭到俄罗斯的侵略蹂躏。 


      连远在西方的马克思,也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这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凄凉挽歌,令人回味,发人深省。 


      一血泊里登上王位 


      §生于忧患的“全能皇帝” 


      如果不是上帝插了手,谁也无法解释康熙和彼得一生波澜壮阔的历程,竟然充满那样复杂而神秘的巧合。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 


      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正对满洲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即传说中的明末名妓董小宛)爱得死去活来,哪有精神顾得上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儿子。出生不久,玄烨即遭到当时被人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幸存活下来,却让后来的康熙大帝从此留下一脸不太好看的麻点。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康熙后来回忆到,那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日夜守候在床边,滴水不进。母亲去世时,他日夜啼哭,不思饮食。直到晚年,康熙回忆起这一幕幕还不无悲伤地说,他在父母的膝下没有得到一天的欢娱,“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但玄烨又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这位富有政治头脑、品性贤良的祖母,对玄烨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他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坚实基础。她经常给小孙儿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激励他将来要秉承祖先英烈之风,成为有抱负、有作为的人物。她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儿,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甚至连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中规中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幼年的不幸,砥砺玄烨更加勤奋地学习。从五岁发蒙开始,他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未中断。父母双亡后,他更加发奋努力,系统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还拜武艺高强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刻苦练习骑射技艺,纵马射猎,十矢九中,英武非凡。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繁重的学业差点儿压垮了他的身体,他累得咯血,仍然坚持手不释卷。后来不得不发展到需要针灸治疗的地步,以至于多年后康熙皇帝一闻到灸条的艾味还心有余悸。 


      康熙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全能皇帝”。正是这种严格认真的教育,形成了康熙雄浑博大的学识修养,培养了康熙果断坚韧的人格力量。 


      公元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这位蓄势待发的少年天子,一旦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他十四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一生先后平定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对内则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局面。康熙的一生,既能纵横疆场、运筹帷幄,又能经世济民、安邦治国,达到儒家标准的“内圣外王”境界。这样的帝王,如果不是处于一个终结蒙昧的专制王朝,也许算得上“千古一帝”了。 


      §命运多舛的少年彼得 


      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晚十八年出生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他来之不易的皇位,显得更为血腥。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欣喜若狂,对彼得宠爱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命运岌岌可危。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的支持,兵围皇宫,拥戴彼得一派的皇后亲属纷纷人头落地,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被挑到射击军的矛尖上。索菲娅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此情此景让彼得深受刺激。索菲娅这个阴险狡猾的女人,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给年幼的彼得以深深的影响。他的一生从此崇尚暴力,并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 


      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彼得虽然是名义上的沙皇,而真正的大权却紧握在索菲娅公主手里。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的是,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种手艺。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也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业余爱好,有喜欢做木活的,有爱好设计下水道的,有喜欢做生意的,甚至有像北齐后主高纬那样喜欢扮乞丐行乞的。然而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更讲求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都充满浓厚兴趣。而他最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广阔的乡间成为他最好的训练场。他的儿童玩具几乎全部是由马刀、战鼓、小火炮组成。他十一岁就学会发射大炮,十三岁就会使用手枪和毛瑟枪。他在住所旁边构筑了带炮塔的兵营,周围挖了壕沟和阵地,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们玩打仗游戏,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索菲娅暗暗欢喜,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她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眼见他玩物丧志,不问世事,索菲娅求之不得,不禁喜从中来。她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甚至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索菲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 


      彼得搜罗了一批外国军人,招募了六百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担任了鼓手。他甚至举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导致他的二十名“士兵”丧命。而这些与彼得玩耍长大的孩子,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他的重臣,比如儿时当过猪倌的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为他的陆军大元帅,而这支童子军也成为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军队,精锐程度远远超过了政府当时控制的射击军。 


      当索菲娅公主终于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为时已晚了。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十七岁那年,彼得统领由他组建的“少年团”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把这位凶残的女大公关进了修道院,开始行使皇权。 


      但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被效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这次彼得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他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下令杀死一千多人,那些已死去的贵族被从墓中挖出来鞭尸。他亲自挥舞马刀砍下叛乱射击军的头颅,还逼着大臣们跟他一道下手。他把叛乱者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彼得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中,建立起的他绝对权威。大幕刚刚拉开,一切仅仅才只是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性格决定命运。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暴力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显示出过人的胆魄与能力。专制王朝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但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又锻造出他们不同的性格气质。少年时代那些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充满强烈的叛逆精神,促使他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信奉恪守仁政宽怀的人生理念,并终生用它来治理中国。 


      二 截然相反的治国之路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民族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的政治蓝图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于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即加以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说不要惊吓了他,你们马上热粥给他喂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热粥之后苏醒过来了。康熙了解到这个人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他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为了体现自己的“仁政”,他慎重使用皇帝对死刑犯的勾决权力,甚至于以牺牲法纪为代价,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全国仅仅处决十五名死囚。 


      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的治国目标。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小农社会里,这不仅仅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历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构成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维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他清楚地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 “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编辑:蓝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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