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金币

陕西咸阳的张湾隋墓1953年出土了一枚查士丁尼二世时代的拜占廷金币，自那时以来，中国境内出土和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已经超过四十余枚，源于地中海岸的拜占廷帝国的金币，竟在远东的中国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蒂埃里先生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钱币部的保管主任，对北朝至隋唐时代的中国钱币颇有研究，莫里森女士担任法兰西学院拜占廷历史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是国际知名的拜占廷钱币学家。他们以专家的眼光考察了中国出土的拜占廷金币的形制和纪年。两位学者认为，同中国出土的大量波斯银币相比，拜占廷金币的数量非常有限，因此，不能根据金币的出现推断中国同拜占廷帝国之间存在着直接和频繁的往来，相反，金币的稀少恰好说明双方的交往是很不确定的。

此外，在中国所出的拜占廷金币实际上包括了三种类型，这其中制作精美，铭文清楚完整，重量为4.4—4.54克的，在君士坦丁堡冲压的真正的拜占廷金币（索里得Solidus）数量稀少。

真正的拜占廷金币流入中国的时间集中在公元六世纪中叶到七世纪初这一狭窄的时间段内。在宁夏固原北齐柱国大将军田弘墓，出土了四枚“真正的拜占廷金币”。陕西咸阳底张湾隋独孤罗墓和唐贺若氏墓各出土了一枚金币。这些墓葬的主人全是出身高门的皇亲国戚。至于出土地点，除了固原位于河西边陲外，其他的墓葬都位于当时的统治中心。但是，同样是皇亲国戚，到了开元(713-741)年间，玢王李守礼的收藏也只能是一枚翻刻自伊拉克略皇帝（610-641）索里得的仿制品。显然，8世纪中叶中国境内的真品金币已近绝迹。

从真正的拜占廷金币的出土情况，金币的埋葬时间相当集中。最早的是河北赞皇李希宗夫妇合葬墓和宁夏固原田弘墓，埋葬时间大约为北齐武平七年（575年），紧接着是咸阳底张湾隋独孤罗墓，埋葬时间是隋开皇十九年（599年），然后是独孤罗妻子贺若阙墓，埋葬时间为唐武德四年（612年）。墓主全部是地位显赫的高门望族。

首先是李希宗的情况。根据《北史》《魏书》中的李希宗传和出土墓志的记载，希宗与北齐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是高欢的重要谋士，“阴谋不唯九事，奇策非止六条”，他还曾“从军塞外，追虏关山”，所以“蔚为社稷之臣，俄有合辅之望”，希宗死后，“相王（高欢）舍繁驵而行哭，登鸿波而垂涕”。此外，齐王高洋，也就是北齐宣帝纳希宗的第二女，因此，希宗的妻子崔幼姬于齐“天保二年（551）乃除太姬”，李氏由此成为北齐的皇亲国戚。

北周柱国大将军田弘墓曾被严重盗掘，因此出土资料零散。不过，根据《北史》田弘传所载，他是深得北周宇文集团信任的武将。

“周文尝以所着铁甲赐弘，云：‘天下若定，还将此甲示孤也。’累功赐姓纥干氏，授原州刺史。以弘勋望兼至，故以衣锦荣之。周文在同州，文武并集，乃谓之曰：“人人如弘尽心，天下岂不早定？”既授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至于独孤罗和贺若阙夫妇，更是来自一个极为显赫的家族。独孤罗的墓志开篇就提到：“公即景公之元子，今  皇后之长兄也。”独孤罗的父亲是北齐柱国大将军，太师，赵国景公独孤信的长子，独孤罗的大姐为北周明帝宇文毓皇后，四妹下嫁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后被追封为元贞皇后。独孤罗的七妹即隋文帝杨坚的文献独孤皇后。因此，独孤家族是跨越周、隋、唐三代的皇亲国戚。独孤罗本人官居持节大将军，凉、甘、瓜三州诸军事，凉州刺史，并受嗣封为赵国公。

索里得只出土于上述高官显赫的墓葬中，说明北朝末至唐初拜占廷金币的传播局限在皇室及其近臣的小圈子中，那麽，这些皇亲国戚又是如何使用这些金币呢？根据考古报告的记录，夏鼐先生推测它们并非通货，而是崔氏的佩饰。的确，南北朝时代曾有过以钱为饰的风俗。《通典·食货典·钱币》记载：“布泉钱一寸，重四铢半（世）谓之男钱。云妇人佩之，既生男也。”

有关的考古报告指出：“这些金币、金戒指等是一般士族不能获得的。根据李希宗夫妇与北齐皇室的关系，推测墓中出土的鎏金酒具和金银器或者是皇室赏赐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