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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0)

    发布时间: 2011/8/31 9:46:1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文字 〖 〗 )
    宗教文化关系是中西关系的重要内容。20年代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收入《陈垣学术论文集》1,中华书局,1980)考证了祆教入华的若干史实以及在唐朝的兴衰,比较了祆教与景教、摩尼教(是为三夷教)的异同。王素《高昌火祆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3)接受了陈垣以来的理解,解释高昌文书的“胡天”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林悟殊则不同意这一看法,所著《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汇集了研究祆教(波斯拜火教)的十多篇论文。姜伯勤《论高昌胡天与敦煌祆寺》(《世界宗教研究》1993-1)认为高昌之天神就是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唐研究》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进一步论证姜伯勤《敦煌白画中的粟特神祗》(《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文中揭示的祆教图像就是祆教神妲厄娜(Daêna)和妲厄娲(Daêva),试图为中国境内奉祀胡天的记载找出罕见的实物证据。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唐研究》第4卷)认为西域宗教政策从宽容到取缔的变化反映了唐朝开放性的逐渐淡化过程。林悟殊还与荣新江合作,对于传世的唐代景教文献真伪进行了深入的辨正。(参见林悟殊《富冈谦藏氏藏景教〈一神论〉真伪存疑》及其注文中指示的文献,载《唐研究》6,2000) 

         唐朝与波斯(伊朗)关系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考古学的进展和新史料的发掘。主要论著有夏鼐《近年出土的萨珊朝文物》(《考古》1978-2)、武伯纶《唐代长安遗留在西安及其附近的和波斯有关的历史文物》(《西北大学学报》1978-1)、刘迎胜《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1990-3)等。武文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讨论了70年代末叶以前西安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墓志、壁画以及金银器、陶俑、银币等文物资料及其所反映的唐朝与波斯的关系。刘文对1955年在西安城郊发现的《苏谅妻马氏墓志》以及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2)以来的研究做了重新探讨。近年又有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收入所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东方出版社,1995),对于清末才见知于世的这方重要墓志的主人“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的事迹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考证。 

        研究唐朝与大食的关系的论著多以文献史料为主要史源。如白寿彝《〈新唐书·大食传〉注》(《史学集刊》3,北平,1937)、《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最早的华文记录》(《禹贡》5-11,1936)、张一纯《〈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丁克家《〈经行记〉考论》(《回族研究》1991-1)等。夏鼐对迄今仅见的西安晚唐墓葬中出土的三枚阿拉伯金币进行了考释(《西安唐墓出土阿拉伯金币》,《考古》1965-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研究了7世纪中叶到8 世纪末叶的强权政治时代唐、吐蕃和大食在西域地区的政治角逐。作者广泛利用了包括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在内的第一手资料和国外的研究成果,把唐与大食政治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水平。 

        南亚地区。求法高僧传是研究唐代与南亚关系史的基本史料。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王邦维《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和《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中华书局,1995)、张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以及孙毓棠、谢芳校点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1983)、范祥雍校点的《释迦方志》(中华书局,1983)等都是整理研究西域求法高僧传的代表性成果。它们大都有长篇绪论,大体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该书及对中国与南亚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上册第三部分约有400页的篇幅为“隋唐五代有关南亚的记述”,下册第四部分“宋辽金有关南亚的记述”也有约150页收入《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唐书》等宋人作品中的南亚资料。 

        王玄策出使天竺是中印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由于其事迹湮没不彰,因而有钩玄索隐的论著出。较早的有冯承钧在东西方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鸠集有关史料36条。最近出版的孙修身《王玄策事迹钩沉》(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参见《唐研究》6王邦维书评),吸收了冯著以后的学术界研究成果,增加新史料十多条,共分成53个条目,也就是53个故事或史迹,将史料置于文首,然后加按语与说明。书前还有四篇是关于王玄策的事迹概述和综合研究文章。在文化交流方面,季羡林对纸、造纸术、蚕丝的传入印度以及印度制糖法和眼科医术的传入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一系列论文发表。荣新江《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填补了学者鲜有论及的晚唐中印关系史的空白。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6)列举了印度人在长安的生活与事迹)。 

        关于隋唐五代与南海诸国的关系主要论著有向达《汉唐间西域及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列举介绍有关与南海关系的史书;王仲荦《唐和南海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史论丛》2,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分国别论述与唐朝交往情况;沈福伟《唐代对外贸易的四大海港》(《海交史研究》1986-2)分港口城市介绍对外贸易状况。总体说来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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