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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中期的政风之变

    发布时间: 2007/3/10 10:42:5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文史知识
    文字 〖 〗 )

    宋初政治颇尚“无为”。

    黄老思想在宋初虽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但长期以来,“士大夫以冲晦自养”(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三),“相与养成浑厚诚实之风”(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六),使得“人人因循,不复奋励”(范仲淹《上手诏条陈十事疏》)。近人刘咸炘《史学述林·北宋政变考》有论云:“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土大夫论洽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乎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跞驰之才。”这一概括,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时包括政治风尚在内的社会风尚。

        南宋时朱熹曾论道,宋太宗、真宗朝“可以有为而不为”,太宗“不过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度日而已”,真宗则“东封西祀,糜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朱子语类》卷一二七)。朱熹这番话,是近乎事实的。在清静无为、因循持重的政治气氛中,统治者虽然一意粉饰太平,但潜伏着的社会危机却在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终于日益严重而暴露出来。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便以敏锐的眼光,察觉出一系列隐伏着的深刻危机:

    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久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曾未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夕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历史的进程正如范仲淹所预料的那样,此后十数年间,成堆的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这表现在: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机器庞大松散,效率低下,运转不灵;国家财政开支巨增,常年入不敷出;农民的反抗斗争越演越烈,震撼了朝野;党项族势力在西北崛起,与宋关系紧张,威胁加剧。危机四起,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是数十年来笼罩政坛的清静循默之风造成的必然结果。

    嘉祐四年(1059),翰林学士欧阳修上言指出:

    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堕宽弛,习成风俗,不以为非,至于百职不修,纪纲废坏。时方无事,固未觉其害也。一旦黠寇犯边,兵出无功,而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李焘《长编》卷一八九)这是有识者对北宋前期“恭谨静慎”的政风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的深刻检讨。

    面对“天下弊事极多”(朱熹语)的形势,宋王朝再也不能照老样子继续混下去了。朝野士人不得不作出新的思考和判断,要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因此强烈起来。他们怀抱儒家“王道”的政治理想,呼望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志切救世,情思愤悱,“言政教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沉闷的政治空气从此被打破而活跃起来。在野者如李觏,因科场失意而长期羁居山岩,“诵味经籍,窥测教意”,撰写了大量探寻改革之道的政论文章,依托《周礼》等儒家经典,要求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以达成“先王之治”。李觏之论对当时逐渐开展起来的新政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代表了思想潮流和政治风尚的重大变化;得到了范仲淹等人的高度称赞。对政风之变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正是庆历新政的领导者范仲淹,《宋史》本传说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历尚风节,仲淹倡之。”朱熹也曾论道:“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政风的变化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思潮激荡的必然结果,范仲淹的活动正是这种变化的真实体现。

    天圣三年(1025)四月,官卑位低的范仲淹上《奏上时务书》,纵论当今之务,倡言“兴复古道,厚其风化”;要求朝廷广开言路,实施变革。他说“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矛头直指守旧的执政大臣。他的上书,揭开了仁宗时期新政运动的序幕。天圣五年,丁忧中的范仲淹又陈《上执政书》,力言变革之道。他说:“圣人设卦观象,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其能久乎?”并尖锐地指出:“今圣人在上,老成在右,岂取维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又云:“务因循而重改作,岂长世之策哉?”再次对旧日派势力发起了挑战。在这篇洋洋七八千言的上书中,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明国听”等具体建议,初步形成了十多年后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中的基本构想。天圣八年,他再次上书,公开批驳了道家的处世哲学,表达了与朝廷保守势力绝不两立的决心。这是他对在“清静无为”的烟幕下实行苟安政治的又一篇檄文。

    景祐三年(1036),时任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对权倾一时的宰相吕夷简再一次发起攻势,进献政治论文四篇,从理论的多角度上对“清静无为”政治和保守官僚集团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了弥漫朝廷数十年的无所作为的苟安局面。同时,他再次驳斥了黄老之道主张的无名无欲思想,高唱儒家名教说,提倡献身社会的思想作风。

    天圣年间(10231032),刘太后听政,事多徇情。晏殊于五年正月、范仲淹于七年十一月、曹修古等于九年十一月,均因抗章忤太后意旨被贬外任。论者谓奋发于庆历之时的直言之风,实胚胎于此时(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五)。太后死后的明道二年(1033)四月,范仲淹任右司谏。这年年底,皇后郭氏因无子被废,范仲淹,孔道辅等十人伏阁谏诤,并斥吕夷筒辅佐无方,有损君德。此事引起朝论哗然,结果范仲淹又被贬责。

    吕中《大事记》云:“谏官伏阁,乃祖宗美意也,而夷筒实沮之。此夷简入相之初,而国论为之一变也。”也正如吕祖谦所论:“至范仲淹空一时所谓贤者而争之,天下议论相因而起。”(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四七)范氏虽迭遭贬斥,而名望益高。从此舆论大起,政治气氛趋于活跃而一改旧观,一时群臣纷纷上言,要求延引忠直敢言之士,在政治上改弦易辙。

    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宋仁宗亟欲摆脱困境,不得不启用新锐之士,使朝政有了新的气象。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守旧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在此前后,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新派人物纷纷被进用。石介作《庆历圣德颂》诗,欢呼一时的盛况。蔡襄等人上疏,历数吕夷简误国的罪行。欧阳修作《朋党论》,公开为“君子党”正名。此时,持循默态度的官僚已难以立住脚跟了。

    宋仁宗统治中期的政治风尚与宋初以来的情况相比较,变化是非常明显而重大的。北宋前期庙堂安靖,形象庄重。而后矛盾暴露,静极而动。议论蜂起,朝野动荡,侈谈理想,倾言改革,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在这种剧变中,我们不应忽视如下两个因素对于推动政风之变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是制科考试的复置,二是谏臣地位的提高。

    制科是用以“待非常之才”的特殊之选,宋人谓之大科。宋初以来,时置时罢,应者殊少。景德二年(1005)七月,诏复置“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六科。四年闰五月,宋真宗强调说:“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则积学者方能中选。”因此要求“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长编》卷六五)。天圣七年(1029)二月又诏复置,于是增损旧名,为“有官者”设置了六科,为“未仕者”设了三科。由于贡举考试内容在庆历前基本袭唐之旧,而制科考试受诗赋和经义注疏的束缚较少,注重针对现实问题的策论,故一些土人特别看重此科。《邵氏闻见录》卷九载:“富韩公()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土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范仲淹天圣五年《上执政书》中曾说唐代“常设制科,所得大才将相非一”,建议予以施行。天圣八年他上《议制举书》力言:“斯文丕变,在此一举。”建议“命试之际,先之以《六经》,次之以正史,该之以方略,济之以时务”,引导士人“翕然修经济之业,以教化为心,趋圣人之门,成王佐之器”,以达到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目的。张方平以进士中茂才异等科,后又中贤良方正科,对制科的作用深有体会。他说:“自设六科以来,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二公(王曾、吕夷简)既罢,则轻锐之士稍稍得进,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庙堂之浅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盛矣。”(苏辙《龙川别志》卷上)张方平在政治和思想学术上的观点立场比较保守,故而不满新风溢于言表。制科之设,导致士人了解国情政事,指陈得失。这在旧派官僚看来,不免形成下重而上轻,自然感到世道时风在变坏了。

    谏臣地位日重,也是宋仁宗以来朝政中的一个重要变化。章如愚《山堂考索》续集卷三六谓:“天禧之广谏员,明道之置谏院,所以重其职也。”据《长编》载: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宰相任命张沔、韩渎二人为台官,有人指出:“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仁宗也说:“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矣。”遂出二人,“仍诏台官有缺,非中丞、知杂保荐者,毋得除授”(卷一一三)。宝元二年(1039)十二月,鉴于中丞孔道辅举其姻亲王素为台官,仁宗下令:自今御史缺员,“朕自择官令举人”(卷一二五)。又庆历四年(1044)八月,诏“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卷一五一)。仁宗之意,显然在于以台谏的纠弹来牵掣辅臣的权势,这样便使台谏官的作用大大重要起来。正如苏轼所言:“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东坡先生全集》卷二五《上神宗皇帝书》)又王夫之论云:“自仁宗之为此制也,宰相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王夫之《宋论》卷四)庆历三年三月,王素、欧阳修、余靖被仁宗任为谏官,为改革派大壮声色。张方平曾述谏官势力的增长说:“其始也,范讽、孔道辅、范仲淹三人,以才能为之称首。其后许公(吕夷简)免相,晏元献()为政,富郑公()自西都留守入参知政事,深疾许公,乞多置谏官,以广主听。上方向之,而晏公深为之助,乃用欧阳修、余靖、蔡襄、孙沔等并为谏官。谏官之势,自此日横。”(苏辙《龙川别志》卷上)事实上,台谏之职已成为仁宗中期推动政治改革,抨斥保守势力的一个阵地。

    宋仁宗即位以来政风及政坛的变化,给庆历新政的出台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作好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大批具有新型思想的革新派人物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列,演出了宋代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一幕。

    (原载《文史知识》1992年第2期·历史百题)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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