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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初士人的精神历程

    发布时间: 2007/3/9 11:18:1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学说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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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秦统一天下,将原秦国的政治-社会模式加诸六国,这与六国士人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秦以强力推行其文化政策,引起了士人阶层的普遍反对。反秦战争中,士人积极参与,对亡秦兴汉功莫大焉。然而,汉初,士人却多不见用。他们备感失落之余,却未沉沦,通过“为学”和“为客”两个途径,达成了自身的个体自觉,并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事功精神,完成了由“士人”向“士大夫”的过渡。

    一、秦季士人之处境

    秦初并天下,结束了200多年来诸侯分立的局面,“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秦始皇本纪),“一海内之政”[2](严安传),将秦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强加到原先六国的范围之内,试图在全国建立一个尊卑有序、贵贱有等、百姓本分、官吏守职、法度划一、风俗整齐、绝对服从的社会。秦国这种政治—社会模式是有其文化传统的。荀子入秦,曾对此有客观的评价,他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3]就是秦国这种政治传统,促成了秦的强大和统一。

    但是,秦政的这种政治—社会思想,与东方六国的文化理念却是迥然不同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其与战国士人阶层的政治—社会思想是根本相抵触的。自秦秋以降,士人阶层崛起,日渐形成自己独有的人生价值、政治理念和社会思想,他们追求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以及自身地位的提高和积极的政治参与。而这一切,在秦兼有天下的情况下,并不能得到保障。事实上,秦如同兼并六国一样,以暴力推行其政治—社会模式,这造成了秦政府与士人阶层的尖锐冲突。

    首先,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以及严格的关防制度,使士人丧失生计。诸侯国的消亡,使士人失却了寄身的环境,他们不得独存,像张耳、陈余在秦统一以后仅存身于门吏。而且,自商君以来的关防制度,亦使之不得游宦国内。秦订《游士律》:“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4]更是以法限制人的自由流动。秦代限制人身自由的政策,是对士人阶层的严重打击。再者,秦例行军功爵制,无功不得受封赏,且“以吏为师”,几乎完全断绝了士人的仕途。另外,秦的思想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亦不能为士人阶层理想所能接受。秦政治传统中的思想专制主义也是由来已久,早在商鞅时代,就提出了“燔诗书”的要求,至韩非子,更是提出完整的对思想和文化专制主义的措施。秦并兼天下,此政策变本加厉,以为士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有害于“别黑白而定一尊”的行政体制。秦统治者认为,“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1](秦始皇本纪),于是,推行严酷的思想专制政策,“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1](高祖本纪),“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1](郦生陆贾列传),并严治“非所宜言”,最终发生了“焚书坑儒”的残酷事件。

    这样,秦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精神上四个方面禁锢士人阶层,使士人阶层完全走向了专制政权的对立面。许多士人誓不事秦,纷纷逃隐,以俟来者。反秦的情绪正在酝酿。直接引发“坑儒”的侯生、卢生自不待言;东平侯召平以在咸阳城东种瓜自处;而那些“五经之儒,抱经隐匿,伏生之徒,窜藏山中”[5],汉楚元王刘交此时正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荀子门人浮丘伯,“及秦焚书,各别去”[2](楚元王传)。反抗也在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秦令烧诗书,而诸子典籍多被隐匿,“《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1](六国年表),伏生壁藏《尚书》即是明证;而张良则雇死士谋刺秦;秦始皇三十六年,有陨石落于东郡,有人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不久,又有人拦遮咸阳使者,曰:“今年祖龙死”[1](秦始皇本纪)。秦政一向愚民,盖黔首不能为此。能出此策者,非有一定学识的士人莫能为,与张良之属同类。这说明,士人阶层已经发出亡秦的号令,加入了“百姓怨望而海内叛”的反秦汹汹洪流之中。

    二、汉初士人阶层之失落

    楚人一呼,“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族并起而亡秦族矣”[1](秦始皇本纪)。陈涉甫首难,士人就投身其中。“陈涉之为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1](儒林列传);陈涉入陈,张耳、陈余上谒,身为校尉;孔子八世孙孔鲋亦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齐人安其生尝干项羽,蒯通亦入赵辅武臣,郦食其更以酒徒之称事刘邦。秦代对士人的压制之气一扫而光。

    士人阶层积极参与反秦洪流,不仅仅是对秦政对自身精神价值的打压,还在于其事功精神的重新高扬和政治参与意识的重萌。事实上,士人阶层在反秦队伍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众诸侯亡秦也是功莫大焉。郦食其说刘邦“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大行之道、距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之策,以及伏轼下齐七十余城[1](郦生陆贾列传);蒯通为赵平燕;李左车谏韩信抚赵降燕;随何说英布背楚向汉,功皆可抵万军。由此看,在反秦与楚汉战争中,将帅之功固然是争取胜利的主要因素,但士人之谋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士人阶层投入到秦季的政治实践,也并非仅为展现士人的事功心态和报秦政打压之怨,他们也是为了谋取生计而动。然而,汉兴,刘邦行赏臣下,却令士人阶层大失所望。士人阶层并未进入统治阶层的主流。“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初定,公卿皆军吏”[1](张丞相列传),从而形成汉初的“布衣卿相之局”[6]。士人阶层多不见用。陆贾无军功,故不得封;天下定,论封赏,刘邦“谓(随)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1](黥布列传)。可以说,这是当时统治阶层的共同心态,因此,陆贾、贾谊之属多不为高官。汉初政坛令士人阶层百般失落。

    究其原因,汉承秦制,汉初政治多沿秦政而不改,是以政治风气并未遽然扭转。正如陈启云先生所言,“尽管普遍指责秦政权和其法家学说,西汉早期的朝廷仍然几乎没有离开它从秦代继承下来的法家学说和实践范围……(他们)满足于让下级政府按照既定的常规,由秦政权残留下来的或按这种常规训练出来的官吏管理。”[7](823-824)这一政策线索,其实是在刘邦入关,仅除秦苛法,约法三章,宣布“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就开始了[1](高祖本纪)。再者,刘邦沿用军功爵制,封赏唯亲近而用,故士人不亲用。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汉武帝初期。文帝时,“大臣皆故高帝时将”[1](文帝本纪),“至乎孝武,元功宿将略尽”[2](外戚恩泽侯表)。第三,汉初,行黄老之术,这对于持百家言者的士人阶层来说是个抑制。是以当时所倾重者多为黄老家。曹参治齐,即征用黄老术的大家盖公。另者,黄老之术贵治道清静,汉初政治务在安民休息,故士人无用武之地。

    除此之外,汉初统治阶层的风气也对士人阶层影响较大。汉初统治阶层的主流均出身于社会下层,皆鼓刀屠狗贩缯之属,少文而多质,甚至鄙陋粗俗,缺乏广阔的精神视野和文化关怀。这种风气的流行,使得士人及知识均不见尊重。陈平说刘邦“慢而少礼”,”恣侮人”[1](陈丞相世家),萧何说他“素嫚无礼”[1](淮阴侯列传),魏豹也指责他“嫚侮人,骂詈诸侯群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礼节”[2](魏豹传),至于欺儒生,溺儒冠,更是其中极至。风俗所渐,影响了汉初以至文景诸帝时的政坛风气,形成了汉初质朴务实、不喜高华、不慕弘远、轻贱士人的政治风格,在这种风气下,士人阶层自然难于有阶身之梯。士人阶层从由积极、高昂地投入反秦战争,到汉初备受冷落,心理自然多怅然自失,贾谊作《鵩鸟赋》、《吊屈原赋》,其中情绪斑斑可见。

    三、汉初士人之复炽

    汉初,士人备感失落,但却并未沉沦。他们深悉在政治上受挫的根本原因是朴质少文的政风,所以,他们首先试图通过自身的个体自觉,改变汉初的政坛风气,提升自己的文化地位和政治地位,进而提高提高整个统治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和精神风貌。

    为了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汉政权一建立,就对秦政进行了全方面的清算,即“过秦”。其间突出的代表是陆贾和贾谊,他们的著作《新语》和《新书》都是在批判秦政的立场上立意的。士人阶层在“过秦”的过程中,尤其批判了秦代的“不亲士民”之风。事实上,时人乃醉翁之意不在酒,指摘秦政,意在汉代,借“过秦”来批评汉初政治上不重视士人、黜辱士人的不良风气。贾谊指出,求士而以道,待士而以敬,简泄不可以得士[8]。失落之余,对汉初统治阶层的热望也是很明显的。

    然而,士人阶层并不是一味地指摘政治,“过秦”是为了不使汉代重蹈秦之覆辙,因此,其言其行重在建设意义。这就体现了汉初士人的个体自觉,他们对自己提出了要求。首先,士人应该坚守士人的品格,“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9](辨惑篇)。其次,提倡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寂寞而无邻,寥廓而独寐,可谓避世,而非怀道者也。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9](慎微篇)陆贾还特别强调“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9](资质篇)。士以现实成功为贵为能的思想,可以说是当时士人阶层普遍的思想。

    因此,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竞展自己的事功,以图有为于时政。总括之,不外有二种孔道,或为客,或为学;为客不丧其志,为学则固其志。

    仕途不通,士人阶层则转而为客。为王者宾客,或为权势之家宾客,这本是先秦士人的主要寄身方式。在反秦斗争中,士人阶层因不能以力战,乃多以宾客的身份从属各路诸侯,如陆贾“以宾客从高祖定天下”[1](郦生陆贾列传),蒯通以客从韩信,故楚令尹薛公以客从英布。汉兴,分封诸侯,各路诸侯及大臣皆蓄士成风气。高帝太子刘盈客“商山四皓”;刘肥王齐,“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2](高五五传);汉梁孝王刘武客公孙诡、羊胜、邹阳、枚乘、庄忌夫子;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均“招致四方游士”[1](淮南衡山列传),观乎《史》、《汉》,各诸侯世家、列传,可见这是当时普遍的现象。权臣势家亦然,曹参相齐,客盖公、蒯通;曹丘生客季布;至于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妢更是善养士。汉武之时,大将军卫青尚言:“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1](卫将军骠骑列传),可见其养人之盛。

    士人之为人客,对宗主的贡献是很大的,充分展现了他的事功精神和超人才能,营陵侯刘泽为齐人田生供食,得其谋而受封琅邪王;季布之益闻天下,也是多赖楚人曹丘生“扬之”之力[1](季布栾布列传)。刘濞吴楚七国之乱、刘安行反汉之谋,士人多有与焉。士人阶层焕发的政治能量堪为其时政治上的亮点。

    人各有志,不喜作官,不愿为客,隐而向学,也是当时士人的另外一种人生。他们在潜研学术和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将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倾注其中,对重塑士人性格,谱成士人独特的精神风貌,做出了巨大努力。鲁申公“退居家教,终身不出门”,“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弟子为博士者十余人”,“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同时传《诗》的大师尚有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同时,伏生授《尚书》、高堂生授《礼》、田何传《易》、董仲舒传《公羊》,弟子滋众[1](儒林列传)。对学术传承和经典发扬,功尤其大。

    更重要的是,士人阶层,尤其是儒士潜力学术的另一目的,是针对当时统治阶层粗鄙少文的状况,提出重建社会和政治的文化理性、拓展统治阶层的文明视野的要求。陆贾、贾谊在这方面贡献尤大。陆贾著《新语》,“从道德的培养加以陈说,要求君臣体道行仁,并进而以德教化治民众”,并认为“对于君主而言,政治首先意味着他本人道德人格的建立、仁义礼智的修养”,[10]45)从儒学的大义出发,对社会文化进行重塑,立意建立一个以儒术为主导的社会。这一点上,齐鲁诸儒化教弟子,出发点与此同。而贾谊的礼治思想更不必言了。

    而且,齐鲁士人的教授事业,使得士人的文化理想在儒学的基础上渐趋一统,士人阶层日益渐变为儒士阶层。齐鲁诸儒的弟子日益充入官僚队伍[],使得儒学在主流思想文化上占了主流,并促成了政府文化政策上的“独尊儒术”。政府力促“儒术”以后,官吏及后备官吏均需修儒学,这样,就为汉代官僚体制向“士大夫政治”演变奠定了基础[],并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典型的行政模式。

    余论

    士人为官、为客、为学的选择,是汉初士人在个人与政治张力下的自适和自处。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其独立的思想品格并未失坠。韩生讥项羽“沐猴而冠”[29];“商山四皓”因刘邦“轻士善骂”,而“义不受辱”,隐于山林;齐东郭先生、梁石君丑田荣强劫使从而入山隐居;鲁两生以“面谀”而耻叔孙通;王生使张释之解韤于当廷,凡此种种,都是士人阶层抗直不屈、慷慨不苟合、固守其精神情操的表现。士人阶层努力向学,即是这方面精神的坚强保证。但是,由于政治的变迁,这种独立精神赖于存在的基础越来越受到破坏。一方面,集权主义的不断强化,诸侯国的削夺,大臣屡黜,士人阶层丧失了寄身的环境;同时,随着汉初政治文化和社会风貌由朴质转向文饰,士人阶层的舞台开始转向朝堂,汉代中期士人阶层向士大夫阶层转化与此同步进行,从而消弭了以故秦朝时士人与政府的紧张关系,士人的抗直精神也因此丧失。

    因此,个人与政府之间,士人阶层日益倒向官府,自觉不自觉地被规范纳入集权政治的官僚系统之内。在恪守道德人格和用仕进取之间,自愿不自愿地倾向了后者。不苟合者即被放逐于朝堂之外。贾谊即是如此。其《鵩鸟赋》、《吊屈原赋》,同样是其徘徊彷徨的心理写照。而主动取合于当世者,则大亲贵于主上。叔孙通则是这一方面的典型。鲁两生说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史称“叔孙通儒服,汉王(刘邦)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因“知当世之世务”,时人称其为“圣人”,司马迁也评论说:“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画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30]。文景以后,醇谨之臣大进,如石奋家族、卫绾、张欧等,渐成主流[]

    由此看,汉初士人转向“士大夫”,既有个人的诉求的因素,也是专制权力不断加强的结果,更是政治生态演进的必然。

    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2](东汉)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3](周)荀况.荀子·强国篇[m](王先谦集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

    [4]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5](东汉)王充.《论衡·须颂篇》[m](黄晖校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6](清)赵翼.廿二史劄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8](西汉)贾谊.新书·大政下[m](阎振益、钟夏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

    [9](西汉)陆贾.新语[m](王利器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于迎春.秦汉士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注释:

    []关于齐鲁诸儒的弟子及其仕进情况,《史记·儒林列传》记载颇详。

    []“士大夫政治”这一概念,系由阎步克先生提出,详见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汉代中期官僚群体由独立人格转向依附人格,其型态、机制及对中国政治史的影响,详见夏增民:《从张扬到压抑:汉武官僚群体的精神历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四期。

    作者:夏增民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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