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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与清代学术史(2)

    发布时间: 2011/6/30 8:53:3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政治学研究》作者:祁龙威
    文字 〖 〗 )

     

    梁氏研究清学,能从大处着眼,抓住重点。例如,在启蒙时期,《清代学术概论》突出评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经世致用思想,突出赞扬对戊戌维新运动有影响的《明夷待访录》。在全盛时期,突出分析惠、戴二家之学。但都需要加以注释,才能充分阐明梁氏的观点。兹举例以明之。

    (1)梁氏征引繁博,但有时不明出处,需要加注。例如,他在评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时说:“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未明所据。按:顾炎武见《明夷待访录》后,曾致书黄宗羲:“顷过蓟门,见贵门人,具稔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其后,碑传所记异说。全祖望《梨州先生神道碑》:“《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则佐王之略,昆山顾先生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明夷留书》一卷,言王佐之略,昆山顾绛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清史稿》:“《明夷待访录》一卷,皆经世大政。顾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由上述可见,梁氏不是据顾炎武原信,而是袭用碑传之文。读者当探寻史源,了解真相。

    (2)梁氏的某些论断,需要加注才能理解透澈。如论惠栋所提倡的“汉学”自相矛盾一节云:

    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讎、梁邱贺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按惠栋《周易述》原文为“谬说流传,兆于西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及方东树《汉学商兑》均讹作“谬种流传,兆于西汉”。梁氏则写作“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当依惠氏原文校正。),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讥(《汉学商兑》卷下)(《汉学商兑》卷下,当作卷上。),然则“几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贯彻而已。

    什么是“箕子明夷”?孟喜与施讎、梁邱贺的解释有何分歧?惠栋为什么赞同孟喜说?方东树怎样对惠氏反唇相讥?这是必须一一为作注释的。

    按:《周易》以八卦重叠,演为六十四卦,各有卦名。坤上离下,卦名“明夷”。旧说明夷为日在地下,夷者伤也。(见孔颖达《周易正义》。)每卦有爻词,汉郑玄等认为周文王所作。明夷的爻词中有“箕子之明夷”一语。西汉说《易》,有施、孟、梁邱、京四家,立于学官。施讎、梁邱贺释箕子为人名。东汉马融祖述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马说:“箕子,纣之诸父。”而孟喜所传的赵宾,却释箕子为荄兹。其说见《汉书·儒林传》:“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荄兹,言其根荄方滋茂,有终而复始之意。由于对箕子的两种解释不同,涉及到爻词是否周文王所作的问题。如果箕子是人名,是殷纣王的从父;那么,爻词便难以断定出于周文王之手。因此,马融一派便推断爻词是周公所作。惠栋坚持孟喜、赵宾说,所著《周易述》引刘向语:“今《易》,箕子作荄兹。”惠栋斥责“马融俗儒,不识七十子传《易》之大义”,他追咎施讎、梁邱贺的《易》说,以故强调指出:“谬说流传,兆于西汉。”惠氏认为,幸而“刘向《别录》犹循孟学,故马融俗说,荀爽独知其非,复宾古义,读箕子为荄兹。”方东树宗宋排汉,所著《汉学商兑》攻击惠栋诸多“尊汉”观点之后说:“又其甚者,乃操同室之戈。均一汉学也,乃曰:‘谬种流传,兆于西汉。’此惠氏栋说箕子明夷,主孟喜、赵宾,而害施讎、梁邱贺,因诋马融为俗儒,不当以爻词为周公作也。”关于“箕子之明夷”一语,究竟怎样解释?迄今尚无定论。近人高亨仍主马融说,释箕子为人名,并谓“明夷”是雉鸟。关于这些,我们还需继续探讨。

    (3)梁氏所举清人著述,也嫌过于简略,必需加注,才能显示其价值。如述戴震著述目录云:

    其最专精者,曰小学;曰历算;曰水地。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历算之书有《原象》一卷,《历问》二卷,《古历考》二卷,《句股割圜记》三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水地之书,有《水地记》一卷,《校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

    戴震的这些著作,精在那里?在各自的学科史上,有何创造发明?我们必需就其内容、方法等为作注释。

    按:戴震在小学方面所留下的成果,有两个分支,一是声韵学,一是训诂学。

    《声韵考》,是声韵学史的滥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说:“凡韵书之源流得失,古音之由渐明备,皆附图括于此。”戴氏叙述声韵学的发展,直至当代为止。其论古音,已吸取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关于支、之、脂划然为三部之说。

    《声类表》,是戴震研究音韵学的结晶,也是他临终前的绝笔。戴氏初分古音为七类二十部,后加密改为九类二十五部。一方面,他对郑庠、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的古音分部,取长弃短,作了总结;另一方面,他又参考宋人呼等之说,所以段玉裁《年谱》谓其“于今音古音无不兼综”。今音,指唐宋音,古音谓先秦音。戴氏以《广韵》之二百六韵,根据先秦韵文,归并为若干部,与郑、顾、江、段诸家之法同。但吸取宋人等韵学的原理,据收音喉、鼻、唇、齿的不同,分析为九类,四声一贯,是其心得。《声类表》每类一卷,九类凡九卷。每类包括若干韵,如歌、戈、麻皆收喉音,鱼、虞、模亦收喉音,入声铎,合为一类。九类之平上去,共十六部,另入声九部,合计二十五部。曲阜孔氏为之刻本时,冠以《与段若膺论韵》六千字,以故《清代学术概论》云:十卷。

    《方言疏证》,是戴震在训诂学方面留下的主要成果。《方言》,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广雅》以及孙炎《尔雅注》,多本《方言》。其书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很高,但传本多伪。戴氏校书《四库全书》馆时,取《永乐大典》所辑本为底本,广搜群籍所引《方言》及郭注,交互参订,改伪字,补脱字,删衍文,逐条疏通证明。段玉裁谓“盖如邢昺之疏《尔雅》,而精确过之。汉人训诂之学,于是大备。”(见《戴东原先生年谱》。)

    《尔雅文字考》,是戴震读《尔雅》的笔记。他据《尔雅》以释先秦古籍,又据先秦古籍以证《尔雅》。未刊。自序刊入戴氏《文集》,从中可以见到他读书的方法。

    《原象》、《历问》、《古历考》、《续天文略》,都是戴震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著作。戴氏尝谓读经必需懂得天文学。“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见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是仲明名镜,江阴人。此书辑入《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他研究古天文学,留下了几种著作。《原象》四章,释天体运行。《历问》、《古历考》皆无刊本。《续天文略》是对郑樵《通志·天文略》的改写,计划三卷,仅成上、中两卷。以故《清代学术概论》云:三卷,而曲阜孔氏所刊仅二卷。

    《句股割圜记》、《策算》,是戴震研究数学的成果。戴氏尝谓读经必需懂得数学。“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见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是仲明名镜,江阴人。此书辑入《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我国称句股,西人称三角。句股者,直角三角形之两边。其说见古传《周髀》算经。髀者,股也。于周地立八尺之表以为股,其影为句,故曰“周髀”。其首章记周公与商高关于句股的问答语。戴氏之书即推演其法。秦蕙田纂《五礼通考》,曾辑录全文。戴氏因“中土测天用句股”,所以又将《句股割圜记》与《原象》四章合编一书,仍名《原象》。见曲阜孔氏所刊《戴东原先生遗书》。

    《策算》,主要内容为乘除法。戴氏自序:“以九九书于策,则尽乘除之用,是为策算。”

    《水地记》、《校水经注》、《直隶河渠书》,都是戴震关于地理学的著作。戴氏尝谓读经必明地理。“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见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是仲明名镜,江阴人。此书辑入《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

    后魏郦道元《水经注》,为古代地理学的名作,但传本残缺,经与注相混不可读。戴氏研究此书多年,分清经与注区别之例,钩稽校勘,凡补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由四库馆聚珍板刊行。这是戴震整理地理古籍的成果。

    乾隆三十三年,戴震应直隶总督之聘,修《直隶河渠书》。是书不仅采综历代文献资料,而且实地绘图踏勘,故段玉裁谓其“考之古而无不贯通,核之近今而无不确实”,“为国家水利农田利泽无疆之助”。(见《戴东原先生年谱》。)贯通致用,这是戴震研究地理学的特点。《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其目录及卷次均见《年谱》。最后一卷为滦河合热河,仅有纲领,而条目未详,盖未竟之作。原稿装成六十四册,以故孔广森所撰《戴东原先生遗书总序》作六十四卷,《清代学术概论》从之。

    戴震拟编的一部全国范围的地理书,也未成。洪榜《戴先生行状》:“《水地记》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数月,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及竟。”曲阜孔氏所刊《戴氏遗书》中,《水地记》仅一卷,自昆仑之虚至太行山而止。在昔顾祖禹、顾炎武等研究地理,都“以郡国为主而求山川”,戴氏别创新法,“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故名其书为《水地记》。

      

    (1)《清代学术概论》对每一大学者,都能画龙点睛,刻划出其特点;但所引证的资料,却往往主观删节,以傅会自己的观点,有削足适履之嫌。如论戴震“一生最得力处”为不受人蔽与不受己蔽的科学态度。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所节引的戴氏《答郑用牧书》却不恰当。按: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有论“四者之弊”一节云:

    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覈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襮,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故学,难言也。好友数人,思归而共讲明正道,不入四者之弊,修词立诚,以俟后学。(见《戴震文集》。)

    梁氏着眼于“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把上文删节如下: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

    读者只须仔细核对,便能发现以上节引之文已改变了戴震的原文和原意。戴氏原文的主题是“志乎闻道”,梁氏改成破“人蔽”与“己蔽”。戴氏指责当代“未志乎闻道”者有:博雅能文章者、善考覈者、株守先儒者、私智穿凿者。以故戴氏自勉“不入四者之弊”。经过梁氏的斧削,戴文便成为无法读懂的了。其实,从戴氏著作中,要找到论证不受“人蔽”与“己蔽”的资料,还是有的。戴氏在《答段若膺论韵》一书中,历述郑庠《古音辨》、顾炎武《古音表》、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之源流得失,又自评以往分古音为七类二十部之不密,他强调指出:“僕以为考古宜心平,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勿以我之见自蔽。”梁氏如改引此信,便能使观点与资料相统一了。

    (2)梁氏谓戴震是清学的中坚,其斥程朱“以理杀人”的战斗哲学思想乃是戴学的最高点。这些精辟论断,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清代学术概论》只历举了戴震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著作,并没有评述戴氏的治学方法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戴震不仅在观点上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在方法上批判宋儒凿空臆断。戴氏《与某书》: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以牗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学之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以自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实践之儒归焉不疑。(见《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版)。)

    其中,“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这是戴震一贯提倡的治学方法。《清代学术概论》节引了这一节,用以论证破“人蔽”: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

    核校两段引文,便可发现梁氏不仅改动了字句,而且割裂了戴震所倡导的治学方法。

    戴震晚年,拟编全集称《七经小记》。《七经》,《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戴氏认为,“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诂训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氏拟将所著书分类合编为若干篇,以体现“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的读经方法与戴氏的学术体系。其中的《原善》阐明“理存于欲”的哲学观点,与后作的《孟子字义疏证》相辅里。)《清代学术概论》列举戴震几方面的著作,但漏叙了反映戴学完整体系的《七经小记》。

    总之,《清代学术概论》能提纲挈领,评述清代学术思潮的发展,并以之比拟欧洲文艺复兴,由此展望中国的新局面,发人深省。这是它的优点。同时,此书也存在着主观性和表面性的缺点。扬长补短,正是《疏证》的内容与目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局限在梁启超的脚下盘旋,而要共同努力,写出一部新的清代学术史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在掌握资料上,我们也完全有条件超过梁启超。难道我们不能够重新总结清学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吗!

      

     


     

    编辑:任雯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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