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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也说不清了 秦朝就有县令之名吗?

    发布时间: 2007/2/5 14:41:2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环球星岛网
    文字 〖 〗 )

    里耶秦简

    睡虎秦简

    据《史记·秦本纪》载,战国时期商鞅变法,于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此后《汉书·百官公卿表》及《续汉书·百官志》均将县令、长的设置称为“秦官”或“秦制”。

    睡虎地秦简出土以后,我们知道秦县长官又称“啬夫”。然而,自从里耶秦简出土以来,“县令”一称是否属于秦制开始受到质疑。里耶秦简整理者指出,据现有的简牍文字,县一级未见有令、长,只有守、丞,“守丞”之“守”也不一定如我们理解的是“试”或“代理”之意。有学者更否定了秦代县之长官称为“县令、长”这一传统说法,认为“县令、长”之名可能是司马迁、班固根据汉初职官制度情况向前逆推秦代官制而致。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这值得探究。

    《史记·高祖本纪》有两处提到“沛令”,一处是“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前往拜贺,刘邦因此得到吕公的赏识,并得以娶吕公之女为妻,此时应该是秦始皇统治时期;另一处是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旋欲反悔,为沛中父老子弟杀死,刘邦被推举为“沛公”。

    “沛公”之称既非秦制,也非汉制,刘邦为何称“沛公”,《史记》没有说明,估计应该有与秦制相区别的含义。《史记》既然能够记录这一变化,却不知秦制的实际情况,恐怕是说不通的。

    《史记·陈涉世家》大泽乡起义之后,向陈进发,在攻打陈时,“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这段记载中既提到令,又提到丞,足以证明县令的存在,且表明令、丞是两职而不是同一职。

    此外,《史记·田儋列传》中又提到“狄令”,“田儋详为缚其奴,从少年之廷,欲谒杀奴。见狄令,因击杀令”。《史记·陈涉世家》中也提到这一事件,同样称“狄令”。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职官名称赖《史记》保存下来的不在少数,《史记》并未根据汉制逆推其他列国官制,为何单独以汉制逆推秦国和秦朝?且《史记》中提到秦之“县令”也不止一处。

    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可知,司马迁出身于一个世代仕宦于秦、汉的家庭,且父子两代同为汉太史令,去秦亡不足百年,在这种情况下,说《史记》的作者对秦朝的县制不甚明了,并不是很有说服力。当然,《史记》的记载也有疏漏之处,有鉴于此,解决问题的办法自然是去找更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能只在《史记》里兜圈子。

    简牍资料中保存了大量秦代法令和地方行政文书,能够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

    睡虎地秦简《语书》是南郡守腾于秦王政廿年(公元前227年)向本郡各县、道发布的文告,开头一句是“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而文告中提到县、道长官时均曰“令、丞”,如“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丞闻”。如果说此处的“县官”只是官府的泛称而不是实指,那么请看下面两条:

     

    《秦律十八种·效律》:仓啬夫及佐、史,其有免去者,新仓啬夫,新佐、史主廥者,必以廥籍度之,其有所疑,谒县啬夫,县啬夫令人复度及与杂出之。禾赢,入之,而以律论不备者。 

    《效律》:官啬夫免,县令令人效其官,官啬夫坐效以赀,大啬夫及丞除。县令免,新啬夫自效殹(也),故啬夫及丞皆不得除。

    这两条律文有部分内容基本相同。官啬夫是仓啬夫、库啬夫、田啬夫等各种负责某一方面事务的啬夫之总称。第一条中的“仓啬夫”即第二条中的“官啬夫”,而第一条中的“县啬夫”即第二条中的“县令”。由此可证,《语书》中的“令、丞”就是指县令、县丞无疑。尤其是,第二条中两次提到“县令”,无可辩驳地证明,秦代县之长官的确有“县令”一称。

    如果说睡虎地秦简中只有一条简文明确提到“县令”,系孤证,那么,再让我们看张家山汉简。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保存了几例属于秦代的案例,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约在秦始皇廿七年(前220年)前后,攸县利乡有“反盗”,令史与义前后三次征发“新黔首”(大概指新征服地区的百姓)前往镇压,其中有两批打了败仗(“其二辈战北”),令史义战死。

    按照秦律,战败者将以“儋乏不斗律论”,然而令史将前后所征发的三批人员的名籍混在一起,无从分别其征发的先后次序,当然也就无从知道哪些人属于战败者;与此同时,“新黔首”为逃避法律制裁,持兵器藏匿山中,人数很多,官府无可奈何。就在此时,被任命为攸令,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为安抚民心,希望“不以法论之”,上书要求“财(裁)新黔首罪”。结果 以“篡遂纵囚、死罪囚”的罪名被耐为鬼薪。

    在这一案例中,为“攸令”,这是秦县长官称“令”的又一明显证据。而且在上任之前,攸县还有守媱和丞魁,说明丞并非县之长官。至于“守”,有可能是上任之前的代理县令,也可能另有含义。

    我们注意到,在同一批《奏谳书》中,还有一段简文记录了鲁国的一个案例和若干条鲁国的法律条文,并注明:“白徒者,当今隶臣妾;倡,当城旦。”把鲁国刑名与“今律”刑名的对应关系加以说明,而不是直接用“今律”的刑名取代鲁国法律中的刑名,这一例证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打消上述怀疑。张家山汉简出自西汉早期(吕后二年或稍后),[17]简牍文书的成书时间或更早,应当不存在当时人不了解秦朝县制的问题。

    事实上,在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中,也有一条资料提到县令: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五成里匄、成,成为典,匄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正面)  

    启陵乡要任用成里士伍成为里典、匄为邮人,向上级官府请示。值得注意的是“谒令、尉以从事”一语——如果启陵乡所请示的上级官府是县,则这句话中所提到的令、尉必然是县令和县尉无疑。该简背面的文字恰恰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

    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郄之启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有除成为典,何律令?应尉已除成、匄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背面) 

    这是来自迁陵县的批复,县丞根据县尉的意见,把成和匄都任用为启陵邮人。由此可以肯定,该简正面“谒令、尉以从事”一语中的令和尉,正是指县令和县尉。这枚简告诉我们,秦朝的迁陵县,其主要官员县令、县丞和县尉,一个也不少。(文/ 于振波)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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