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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对待知识分子:从礼遇到杀戮

    发布时间: 2010/11/15 15:30:1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同舟共进》
    文字 〖 〗 )
    礼  遇

      正如阿Q之不敢与赵秀才说话一样,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那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

      起义使一切颠倒了。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毕恭毕敬。他们随随便便出几个主意,就令朱茅塞顿开,见识大长。冯国用一见朱,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来。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

      尝到了甜头的朱元璋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专门派出手下,携带大量金银财宝,四处打听哪儿有读书人。他知道,请读书人出山其实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气气,给足他们面子,再给个虚职,他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

      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朱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在给刘基的信中这样开头:“元璋顿首奉书伯温老先生阁下”(《慰刘基书》、《谕刘基书》,《全明文》卷34),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知识分子工作,做得确实太到位了。他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识分子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他卖命。朱元璋的投入获得了百倍回报,最终独步天下。论者多以为,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方孝孺就说:“地大兵强,据名号以雄视中国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独能聘至太史金华公(宋濂)而宾礼之。”

      硬  逼

      建国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高潮。他继续以前的老办法,命人携带大量金钱分赴各地寻访人才。对知识分子还是坚持“给足面子”,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不过,朱元璋这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已由一手变成了两手。天下未定之际,读书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为逼急了,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对手那里去。他只能摆出宽怀大度的样子,置之不问。如今天下已经姓朱,读书人无处可逃,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记载:“帝既得天下,恶胜国顽民,窜入淄流,乃聚数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顶,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头数颗,名曰‘铲头会’。”就是说,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庙的遗民,将他们埋入地中,止露其头,用大斧削去,称为“铲头会”。

      在朱元璋以前,虽然君权严重,士大夫阶层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独立。“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这是传统社会留给人们最后一块自由呼吸的空间,朱元璋却毫不犹豫地封杀了。他认为,这些拒绝与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这个前乞丐。他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读书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阳光雨露而活,不为他朱家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天下知识分子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国家机器按计划有效运转起来了。

      轻  视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样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真正的英雄,还得数他和刘邦这样的大老粗。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启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显示了他对文臣学士们的态度变化:“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诰)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样费心费力地去寻访、邀请,多如牛毛的知识分子主动投怀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权这张皮上。朱元璋广泛兴建的教育系统也已开始培养车载斗量的文化人,一时间知识分子极大丰富,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然而他们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朱对他们的整体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贵妃去世。贵妃相对于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礼,庶母死,子孙不需服丧。朱元璋十分喜欢这位妃子,要求儿孙给她服丧。文臣们纷纷上书,反对他更改古礼,朱元璋因此写了篇《孝慈录?序》,大骂这些知识分子为“迂儒”,说他们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审时度势,现实灵活地处理问题:“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又说,这些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做不出什么好事来,警告后世君主不要过于听信他们:“朕观宫生之君,好内山林之士,任为股肱爪牙,暴贵其身,致君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国之危亡,非迂儒者谁?其丧礼之论,时文之变态,儒乃不能审势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见其情,甚不难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只是朱元璋没有想过,唐代宫女之所以敢说真话,是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顾,对于文人学士们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来越敢于评头品足,挥斥方遒。朱元璋虽然中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写文章,但因天分不错,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虽粗头乱服,却风格独特豪迈,气势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独树一帜,他也颇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举行诗文大会,命文臣们作《阅江楼记》。读完之后无一当意者,于是亲自动手写了两篇,给文臣们做示范。大臣们当然赞颂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单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学家的宝座。不久之后,对当世文坛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满意了,写了《驳韩愈颂伯夷文》、《辨韩愈讼风伯文》等文章,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显赫人物韩愈、柳宗元大加批驳,说韩愈对于“格物致知,尚未审其情”,说这些文人只会讲究词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俨然以帝王之尊,指导天下文人如何写作,文章强词夺理,满纸咄咄逼人的霸气。高己卑人、予智予雄达到了极点。

      杀  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识分子,遭遇了人类史上罕见的浩劫,上流精英几乎被一扫而光。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他说,这些人心胸狭窄,嘴巴又刻薄,经常变着法地骂人:“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还说张九四(张士诚)原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朱元璋说,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讲,《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听后,立即找《孟子》来查,发现果然有这句话。他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大起疑心,阅读奏章也多了个心眼儿。

      朱元璋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显得十分豪爽坦率。但这些话只能他自己说,别人可千万不能说。实际上,做过乞丐与和尚一直是朱内心深处最大的一块伤疤,万万触碰不得。大明臣民其实谁也没有胆子也没有兴趣当着朱元璋提这壶水,但朱元璋却成天疑神疑鬼,防范过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敏感词”。但凡“光”、“秃”、“僧”等与和尚沾边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因为是起义起家,所以也讨厌人提“贼”和“寇”。大臣们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讳,就不再用这些字,朱元璋却更不放心,总怀疑别人会更加拐弯抹角地骂他,遂将防区无限扩大,到了极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为音近乎“僧”,在他看来就不怀好意;“则”字也很危险,因为“则”在淮西方言中发音与“贼”同。

      因为这些秘密的敏感词儿,无数人人头落地。惨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狱,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识分子面前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人到老年,人格常会发生剧变。朱元璋晚年身体很不好,多年超强度的脑力劳动又使他出现精神变态,嗜杀心理越来越难以控制。再加上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天下已如磐石之安,知识分子已入其彀,无所逃乎天地之间,他遂开始随心所欲,通过无节制的屠戮来发泄自己的不良情绪。洪武晚年,稍有名气的文化人几乎都难逃一死。死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文字狱,一种是牵连进各种大狱之中。

      先来看看高启。高启乃明初“吴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 高启却不愿意干。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高启, 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

      其实朱元璋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刚建国不久,他需要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英主姿态, 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但心中已对高启暗藏不满,时时盘算着报复。到了洪武七年,局势已经彻底安定。这一年高启创作《上梁文》, 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 非他人能用, 故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除了“吴中四杰”外,明初另外一批最著名的文人学者,都被召集参与《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他们大都也没有好下场:诗人王彝被朱元璋借故杀死;高逊志“以事谪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张孟兼为吴印所讦而被杀;张宣“坐事谪徙豪梁,道卒”。

      此外,还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种种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淹贯经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为给蓝玉当过家庭教师,蓝玉案发,“父子亦坐死”;大诗人孙蒉,因为曾给蓝玉题画,“遂论死”;“工画山水、兼善人物”的画家王蒙,仅仅因为曾到胡惟庸家里看过画,胡案发后,“坐事被逮,瘐死狱中”;宫廷画家赵原奉命画历史上的圣贤像,“应对失旨,坐法”;画家盛著奉命画天界寺影壁,结果画出了毛病,他竟然在龙背上画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龙背,不称旨,弃市。”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这样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一说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诛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这种专制君王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游戏,在中国历史上不止上演过一次。
    编辑:辛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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