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广东省博物馆新馆陈列方案专家论证会上，来自天南海北的学界精英们被咨询稿中的一个提法吓了一跳：“（唐代）广州在海外享有盛誉，当时外国人称长安为摩诃支那（梵文Mahacina），意即大，而称广州为支那（梵文Cina），意即中国。”

按照这一说法，中国的英文翻译“China”是由梵文“Cina”发展而来，“广州”就成了“中国”的前身。对此，不少与会专家纷纷表示“第一次听到”。

展览稿中的这个提法，记者在《广州市志·外事志》中找到了相似的记载。市志中还记载，“（唐代）广州人口结构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点。为加强管理，朝廷在广州设‘蕃坊’安置外侨。外国诸教名僧云集广州，盛况空前。‘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当时的广州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也是很多外国人认知中国的窗口。

记者同时还了解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早在1995年出版的《广州外贸史》（与陈柏坚合著）中，便引用宋《高僧传》卷2，《唐广州制止寺极量传》中“印度俗称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支那也”的记载，指出“外国人往往把广州误为中国”。

然而昨日黄启臣接受记者采访时，却表示“China”之名是否来自广州，尚待考证。黄启臣说，唐代由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中国对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来说，仍是知之甚少。加上许多人来中国是走海路，唯一的登岸地便是广州，他们因为急于了解神秘的“中国”，便以脚下的广州推而广之，不是没有道理。但要证实这种说法，还需要更多资料，目前尚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