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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剑为犁:唐太宗在玄武门夺权之后如何大兴文治(6)

    发布时间: 2010/9/2 9:49:0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华网论坛
    文字 〖 〗 )
    李世民即位以来,开始充分利用各方的积极性,稳步地实行着他开边拓土,一统天下的地缘政治策略。“举关中之地,以临四方”,是这一举措的出发点。 
        李唐出兵潼关以后,首先寻求支持的是山东豪族集团,这一股势力很不稳定,但李世民通过擢拔有才能的山东士人,对山东地区施以恩惠逐步稳定了局势,并进一步将之纳入到大唐的格局当中来;而后,李世民又着手收拢江南士族。其时,江南吴姓、侨姓虽已汇流,但分裂长达三百多年的南北朝一度使得南北观念差距很大,隋朝短暂,没能完全弥合裂痕,这个重任自然就落到了唐朝的统治者身上。贞观以来,唐太宗重用文士,擢拔江南士人,量才适用,并加强与江南士人的交流,其后,南人北上之风渐起,大唐对江南士人也才产生了较强的凝聚力;随后,唐太宗重点经营漠北铁勒诸部,先断东突厥一臂,待制服突厥后又与铁勒诸部联合消减西突厥势力。小的方面,唐太宗又有策略性的扶弱打强,远交近攻,分势击虚等具体思想,纵贯了他的一生。
        总体而言,唐太宗就是以关中为地缘中心,不断地倚地制易,逐次地开拓出了广袤的大唐国土。这不是简单的军事战略或策略,而是一种极富远见和具备丰富内涵的治理思想。
        而针对国内,唐太宗另有战略性的治理措施。
        面对自家出身低微,唐太宗很是觉得自己的家族不够显眼。于是追根溯源,大肆进封已经逝去的宗族。但魏晋以来几欲主导天下的世家大族令他很是忧虑,于是他着手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排抑这些豪族的势力。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他令人重修《氏族志》。
        贞观六年,唐太宗诏令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忠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高士廉等人经过几年的努力,编成《氏族志》草稿。进呈御前。唐太宗对此极为重视,仔细地进行审阅,当他看到黄门侍郎、山东崔民干被列为第一等时,大为恼火。于是怒气冲冲的说道:“汉高祖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都崛起于贫民百姓,你们至今仍推崇敬仰,认为他们是英雄豪杰,难道他们是依靠先辈的恩泽而成就了地位!但是他们的子孙才能低下德行浅薄,一直继承着官爵地位,并且飘飘然门第自负,致使贩夫走卒,依托于富贵,而忘记了礼义廉耻,我不知世人为何还以他们为贵!当今三品以上的官员,有的以德行,有的以勋劳,有的以文学,列位显贵。那些衰败了的士族门阀,有什么值得仰慕的!而与他们结亲,即便嫁妆很丰厚,还是会被拒绝,我不知这是为什么!现今正希望厘正谬误,舍名取实,而你们仍然以崔民干为第一,这是轻视我的官爵而徇于流俗之情啊。”
        高士廉等人没有领会唐太宗下令重修《氏族志》的意图,没有遵照唐太宗的指示去撰写,结果遭到太宗的严词指责。唐太宗责令高士廉重新刊定,“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遵照这一指示重新撰写的《氏族志》,高士廉将皇族定为第一等,外戚为第二等,崔民干则降为第三等,共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把“官爵高下”作为划分氏族等级的主要标准,并获得唐太宗的认可,颁行于天下。
        唐太宗通过修《氏族志》,实际上是为了借此来提高皇族外戚、关陇世族以及庶族出身的功臣官僚的门阀地位,使他们的门望在社会上得到人们的承认。这是唐太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旧有的门阀观念斗争的胜利,其实质是关陇世族门阀观念取代山东士族门阀观念。这一切,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地位,对于巩固李唐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
        德怀藩夷,大兴乐章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开明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它不仅熟悉汉魏以来的儒家经义治国之道,而且并不排斥异域的文化及风俗。在用人方面,他也并不仅仅任用汉人,而是汉夷并用;在信仰方面,他也“示存异方之教”,兼收并蓄外来的宗教。唐太宗曾对身边的辅臣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这基本上是符合实情的。
        贞观四年以后,随着东突厥的内附,唐太宗任用了大批原东突厥贵族为官。其中较为突出的有契必何力、执失思力、阿史那思摩、阿史那忠,并尊其旧俗,不以朝廷礼仪来约束他们,还给他们丰厚的待遇。这些将领在整个贞观朝都誓死效忠唐朝,为唐太宗开疆拓土立下了汗马功劳。
        贞观七年,波斯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前来长安传教,唐太宗命令房玄龄迎之于西郊,待之以嘉宾之礼。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准予阿罗本在长安建造大秦寺一所,诏书中说道:“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数语,体现了唐太宗开明的宗教观。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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