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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学者研究先秦史的丰硕成果

    发布时间: 2010/8/11 11:29:3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读史网
    文字 〖 〗 )
    一、晦昧复杂的先秦史料
      先秦史的范围很广泛,从远古到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之前,都包括在内,而主要部分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段长时期的历史,向来受到特别重视,因为我国民族的形成,社会文化的发展,都要从这段历史中寻求根源。可是这段历史的真相最为晦昧不明,问题特别错综复杂,主要可以归纳为下面的几点。 
      我们知道,在商周时期,史官已有明确的分工,主要为记言和记事二大类。记言的内容是政治军事的训诰誓戒之词等,后世称为《尚书》。记事是按照年时月日作简要的记载,通称为春秋。鲁国的记事之书,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共二百四十二年,孔子曾用为“近代史”教材,后来其他史书都已失传,惟有这一部传下来,世人就专称这一部书为《春秋》。这本来都是普通的历史记载,到汉代,由于统治者提倡经学,这两部史书和占筮用的《易》、古代诗歌总集《诗》、记载礼节仪式的《礼》,都列为经典,于是几部很平常的书变得神秘化了。 
      战国时期,各国都按照封建社会的要求进行改革,他们认为旧制度是进行改革的障碍,于是对于旧的记载采取了焚毁的办法。如关于周室班爵禄的制度,孟子曾明确地说:“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以致“其详不可得闻也”。(《孟子·万章下》)又如秦始皇统一后的焚书,是大家都知道的,司马迁曾慨叹着说:“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史记·六国年表序》)清初学者顾亭林说,从《左传》之终到六国称王,“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佚,考古者为之茫昧。”(《日知录》卷13《周末风俗》)这一时期成为历史的空白,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这两件事情为先秦史的研究造成绝大的困难。当然,焚毁的书有时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补偿,如晋武帝时,在魏襄王的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这是魏国的史书,由于殉葬而避免了被焚。 
      另外,史书被尊为经典则会增加意外的纠缠,如《尚书》相传有百篇,被秦始皇焚毁,汉代只求得二十八篇,称为《今文尚书》,到东晋时,出现了《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伪托为汉武帝时儒生孔安国所发现,又用孔的名义写了一篇序,并为今文和古文各篇都作了注解,称为传。世人信以为真,后来清人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古代史实自然因之更为错乱了。又如《春秋》,相传其文具有微言大义,汉代时流行的《公羊传》、《谷梁传》已有不同的说法,稍后又加上《左氏传》,正如治丝愈纷。南宋初年胡安国又作了一部《春秋胡传》,特别强调《春秋》的复仇之义,这是符合南宋时人需要的,用以说明春秋时期的历史,就离题万里了。此外更有一件非常不利的事情,从战国到秦汉,托古的风气盛行,他们把自己的想法或意见,说成为古人之事或说过的话,这些人信口编造的古代史实,使本来十分晦昧的古代历史更为混乱了。 
        二、清人对先秦史研究的卓越贡献 
      这些虚伪的古史流传已久,即使有少数人提出疑问,也无人深入追求,因而先秦史的真相,长期以来无法为人所知。这种情况,到了清代方才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少是有了一个极好的开端,现择其要者,略作介绍。 
      阎若璩和《尚书古文疏证》在东晋出现的《古文尚书》,从南宋时起就有人怀疑和《今文尚书》有显著的不同之处,而由于这是“圣人”传下来的经典,不敢作出结论。清初阎若璩深入地研究了这部书,写了一部《尚书古文疏证》,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这是东晋时人伪造的,《尚书序》和《传》,也是同时伪造的。伪《尚书》由此定案,后来研究古史的人,都不取伪《尚书》的资料,题名为孔安国作的《尚书传》也通称为伪《孔传》。这件事情看起来是经学问题,事实上却是史学问题。到现在,人们更打破了经学的限度,深入研究,进一步知道《今文尚书》中的一部分是战国时人编造的,如《禹贡》篇正是记载了战国时期的地理形势,不过托名为禹而已。 
      马骕和《绎史》针对先秦史料非常贫乏的特点,马骕编成《绎史》一书。马骕字骢御,号宛斯,山东邹平人。马氏对于上古三代的历史最为精熟,人称为“马三代”。尤好读《左传》,先编成《左传事纬》一书。以《左传》所记之事,分类标列题目,共列一百○八目,除取《左传》有关记载作为正文外,篇末各加论断,实为纪事本末体,编成十二卷,另有附录八卷。马氏后来按此体例,扩大为从远古到秦亡,采录有关记载,分类标目,以成一书,共一百六十卷,定名为《绎史》。分为五部分,计为太古十卷,三代二十卷,春秋七十卷,战国五十卷,外录十卷。自序称:“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十有二代之间,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其取材范围,除《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为当时士人熟读者不取外,“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每引一文,先标书名于上,其下具录原文,或于篇后附有评论。取材广博,编排得法,使分散的古史资料,有系统地聚为一书,是其主要价值所在。但先秦史料本为真伪揉杂,马氏未能一一辨析,甚至“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又《论语》、《孟子》所记春秋末年与战国中年之事,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皆未收入。这就形成这部书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使用这部书时,必须注意辨别真伪,于所未收之书,则须分别予以补充。 
      这部书编成后,世人非常重视,《四库提要》评为:“搜罗繁富,词必有征。”是符合实际的话。李锴则以《绎史》所提供的资料,按照纪传体编为《尚史》一书,从雍正八年(1730)到乾隆十年(1745),用了十六年的工夫。内分世系图与本纪、世家、列传、繁、表、志及地理、律吕等图,组织相当严密,文笔也简要,但其书不出于《绎史》的范围,史料真伪也未作辨、别,反不若《绎史》更为世人所重视。 
      《绎史》在马氏生前已有家刻本,后世重刻者很多,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收于《万有文库》,所以现在不难看到。 
      陈厚耀和《春秋战国异辞》这是一部与《绎史》性质相近的古史著作,陈氏字泗源,江苏泰州人,著有《春秋长历》十卷,《春秋世族谱》一卷,都是关于春秋史方面的重要著作。《春秋战国异辞》作于二书既成之后,以《春秋》三传及《国语》、《国策》为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专书,于此五书以外的有关记载,广为搜罗,按着列国的次序,分别编为专篇,计为周、鲁、晋、卫、郑、齐、秦、宋、楚、燕、陈、蔡、吴、田齐、魏、韩、赵、越等大国,各为专篇,共五十三卷,又以曹、莒、虢、许、邾、邹、郭、中山、巴、蜀等诸小国合为一卷,又摭遗一卷。书前有通表二卷,取材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六国年表》而稍变其形式,《史记》二表记事分散在有关各国的格内,此则总记于每年之前,格内惟记各国的年代,较《史记》二表为醒目。自称:“学非博则不能约,春秋战国,学者童而习之,然诸子百家,言人人殊矣。”所以其取材范围,“经则《戴记》,史则《史记》,子则《老》、《庄》,以下至《新书》、《说苑》、《新序》,旁及类书、说部,以及诸家注疏,有足资异闻者,备录之。”又称:“马氏《绎史》,考据详审,时采取确论附载焉。”从广博方面说,不在《绎史》之下,所取之文不仅标明书名篇名,更列主要者为正文,传闻杂说降低一格,重要者并附加辨正,此更为胜于《绎史》者。惟此书未有刊本,仅收于《四库全书》中,解放前影印为《四库珍本丛书》,所以现在也不难看到。 
      顾栋高和《春秋大事表》顾栋高,字震沧,号复初,江苏无锡人,喜读《左传》,晚年又自号左畲。所著《春秋大事表》,称为研究春秋史的杰作,全书主要以表的形式组成,附有叙和论,计列表五十卷,舆图一卷,叙和论共一百三十一篇。自叙称,年十一岁时,其父授以《左传》,对他说:“此二十一史权舆也,圣人经世之大典于是乎在,小子他日当志之。”后来果然对于《左传》发生深厚的兴趣。编纂《大事表》,始于雍正十二年(1734),到乾隆十三年(1748)才告成。因生活关系,多客游在外,曾失去原稿十八项,后经补辑完成。叙和论不是一时写成的,所以都是单独成篇,不求一致,其中多警辟之论。如卷四疆域表附论《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论》,列举许多事实而后指出,春秋时楚国的活动是自南而北,“其所吞灭诸国,未尝越洞庭以南一步”,楚国向江南发展,已在战国之世了。顾氏精于地理,自称:“家贫客游,周历燕、齐、宋、鲁、陈、卫、吴、楚、越之墟,所至访求春秋地理,足所不至则询之游人、过客、舆夫、厮隶。”所以其书在地理方面最为精密,列于表者,有《列国疆域》、《列国地理犬牙相错》、《列国都邑》、《列国山川》、《列国险要》等篇,又作春秋舆图总分图十三幅,以朱墨二色套印,今地用黑色,古地用红色,颇为醒目。历法亦为其所重视,有《时令》、《朔闰》、《长历拾遗》三表。序称:“学《春秋》而不知地理,是盲人罔识南北也。……学《春秋》而不知时日,是朝菌不知晦朔也。”又《列国爵姓存灭》、《列国姓氏》、《卿大夫世系》等篇,于爵姓氏族问题辨明原委。刑赏、田赋和吉、凶、宾、军、嘉五礼以及各国间争盟、交兵等,都就其主要者表而列之。 
        《四库提要》称其书:“条理详明,考证典核。”又称其辨论诸篇:“引据博洽,议论精确。”这些评语是适当的。在清代,此书有各种刻本,又收于《续皇清经解》中,现在不难看到。 
      与《春秋大事表》性质相近者,首推陈厚耀的《春秋长历》与《春秋世族谱》二书。二人著书时代相近而互不相通,所以成就也各有其长,可以互相补充。又马骕的《左传事纬》与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二书都修成于康熙年间,也都是纪事本末体,而马氏略依时代先后,标目成篇,高氏则以国为别,另立标题,组织成篇。二书都以《左传》之文改换体裁形式而成书,所以不若顾、陈二氏之书成就为高。 
      崔述和《考信录》崔述,字武承,号东壁,直隶(今河北)大名人。曾任福建罗源县知县,后归里,杜门著书数十种,其中《考信录》一书为其平生精力所注,对于整理上古史的贡献最大,甚为世人所重。全书三十六卷,分为十二个组成部分,计为《提要》二卷,《补上古》二卷,《唐虞》四卷,《夏》二卷,《商》二卷,《丰镐》(西周)八卷,《丰镐别录》三卷,《洙泗》(孔子)四卷,《洙泗余录》(孔门弟子)三卷,《孟子事实》二卷,《附录》二卷,《考古续说》二卷。后人合编其著作为《崔东壁遗书》,《考信录》在其中,而亦有单行本。 
      《考信录》的主要成就在廓清伪书和传说长期积累的虚伪古史。马骕和陈厚耀等搜集古史资料以多为胜,虽明知其伪者亦采录不遗。《考信录》则于无可征验者即直斥其伪,如《补上古考信录》指出,三皇、十纪等名号原出于纬书,都不是古代实有的史实。又如包牺与太皞,神农与炎帝,本来都是单独的名号,是汉时人捏合成一个人的。这些说法有力地破除了伪古史,所以《考信录》的成就值得特别肯定,其特点是力求其精,与《绎史》等书力求其博,有原则性的区别。 
      崔氏于盲从古人者力斥其谬,他说:“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所以《考信录》一书对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书,辨其是非。”又说:“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后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并见《提要》卷上)旧日相传的历史既失实,据之评论得失,自然要落空了。崔述不仅对于伪书伪史力予揭破,对于一向认为确实的记载也作细致的分析。如有名的召陵之会,从《左传》的记载看,齐对楚并未占得上风,显不出齐桓公的霸业之盛。崔述说:“窃谓此事盖采之楚史者,乃楚人自张大之词,非实事也。”他举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春秋时期列国之君都自称“寡人”,惟周天子得称“不谷”,楚国称王,也用以自称。在召陵之盟中,齐桓公自称“不谷”,是楚人记事时因习惯而用之于齐君。(《考古续说》卷上)这是很有说服力的。 
      崔述的治学方法是正确的,但他考辨古史未能从实际出发,而是以经书为依据,也就是司马迁说的:“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他误认为经书出于圣人之手,内容应是符合实际的,其实经书的内容不是没有虚伪的部分,同样的需要考而后信,崔述则无条件地接受了。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就他所处的时代说,取得这些成就已经很难得了。原来清代的史学,尤其先秦史,其成就是和经学分不开的。清代学术以汉学为主流,在方法方面称为考证学,其内容就是经学。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的列国险要部分说:“谨列出为表,证以后世史事,使学者知春秋为后代战争权舆,庶无失经经纬史之意。”所谓“经经纬史”即以经为主以史为从的原则。所以在清代,先秦史的发达,既受经学之惠,同时又为其所限,可以说这是清代学者研究先秦史的一个特点。 
      经书本来是普通的古书,其中《尚书》和《春秋》更是史书,其他各种也都有史料价值,经过清代学者的整理,几乎每种都作了新的注疏,在十三经之外,加上《大戴礼记》成了十四经,为研究先秦史增加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在经书之外的先秦旧籍,也为学者所注意,原书犹存而多讹误者,为之校勘训释,如朱右曾作《逸周书集训校释》,郝懿行作《山海经笺疏》;失传者以辑佚方法恢复其原书,如茆泮林等有《世本》辑本,朱右曾有《古本竹书纪年存真》;伪托者则力辨其伪,如《今本竹书纪年》与《孔子家语》,崔述皆指明其伪作之迹。还有用各种史书编纂方法整理先秦史料的,如姚彦渠以《春秋》三传为取材之资编成《春秋会要》四卷,内容为各国世系与后、夫人、妃及吉、凶、军、宾、嘉五礼,杨岘为作序,略称:“先生以会要名其书,是以史法读《春秋》也。”一语说破了经书与史学的关系。明末清初时董说作《七国考》,实为七国制度考,共十四卷,也是会要的性质。又孙楷作《秦会要》二十六卷。钟鼎彝器,在古代作为玩赏之物,清代学者特别重视其铭文,成为考古史的重要资料。甲骨文往日称为龙骨,用为中医药材,清末经文字家王懿荣发现,原来是商代人的珍贵遗物,引起世人重视。到现在,甲骨学已成专门学科,为研究商代史和文字学的资料宝库,推溯根源,清代学者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 (王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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