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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吴起义与关中地方行政体制变革(4)

    发布时间: 2010/6/9 14:42:5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史研究》
    文字 〖 〗 )

    《元和郡县志》卷一《京兆府·三原县》:后魏太武七年罢三原护军,改置三原县,属北地郡。又见《太平寰宇记》卷三一《关西道·耀州三原县》:“后魏太平真君七年罢三原护军,置三原县,属北地郡。”


        宜君护军改为宜君县,《太平寰宇记》卷三五《关西道·坊州宜君县》载“后魏真君七年改为宜君县。”(33)


        北魏不仅罢军事性质的行政体制护军而改置为传统地方行政体制的县,在郡县的区域上,也有所调整。北地郡曾是盖吴起义的中心,太武帝罢铜官护军、土门护军、三原护军,将其地统归北地郡外,还将原来北地郡的各县进行了调整。太平真君七年,将泥阳、戈居两县并入富平县。(34)


        从《魏书》卷一○六《地形志·雍州》所辖的郡县内,我们还可以看到太平真君七年,关中地区其他郡县的行政区划做了一次调整。其中鄠县,晋属始平郡,真君七年分属京兆郡;阴盘县,真君七年并入新丰;蓝田县,真君七年并霸城。扶风郡在真君七年并入始平郡。盩厔县,真君七年并武功属。咸阳郡灵武县,西汉属北地,东汉废,晋复置,太平真君七年分属。其中,蓝田、盩厔等地虽处于盖吴起义时力量薄弱之地,但也有当地民众与盖吴通谋,这一线正是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起义军的地带。


        太平真君七年三月,太武帝在敉平渭河南岸的叛民后,北渡渭河、洛水,“分军诛李润叛羌”。李润羌既下,即于其地置澄城郡,领县四,即澄城、五泉、三门、宫城。《魏书》卷一○六《地形志·华州》载“澄城郡,太平真君七年置,领县五。”谓“领县五者”,是太和十一年又置南五泉县。(35)此时,澄城属泰州。(36)而被镇压后的李润“叛羌”,史无明文记载,但从《魏书·阉官传·王遇传》阉王遇为宦的记载看,北魏镇压李润叛羌后,对参加起义的羌族大姓采取籍没入宫等措施。(37)


        就在关中地区因盖吴起义而改革地方行政体制时,也有一个特例并没有改变,即杏城。此地十六国时期就是卢水胡聚居的地方,也是郝温和盖吴起义的发源地。但在太平真君七年起义平息之后,杏城镇仍旧保留着军镇的行政体制,没有改为郡县。杏城镇将所辖地区的居民,仍是汉民和少数民族杂居,其中以卢水胡和屠各为主。《魏书》卷三○《尉拨传》记尉拨文成帝时出为杏城镇将,“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余家、上郡徒各、卢水胡八百余落,尽附为民。”直到太和十五年,北魏才置东秦州,治杏城,领中部、敷城郡。


        虽然太武帝费尽心思,将关中地区五个护军改为县,入北地郡,但这种传统的地方行政体制的管辖并没有行之有效。《魏书·刘藻传》载:


        时北地诸羌数万家,恃险作乱,前后牧守不能制,奸暴之徒,并无名实,朝廷患之,以藻为北地太守。藻推诚布信,诸羌咸来归附。藻书其名籍,收其赋税,朝廷嘉之。


        刘藻任北地太守可能在献文帝末至孝文帝初期,距太平真君七年的地方行政体制变革已有20年左右,北魏朝廷也前后任命过数位北地郡太守,但羌民并没有服帖地变成国家的编户民,向政府缴纳赋税,而是“恃险作乱”,以至“前后牧守不能制”,这说明北魏朝廷在北地郡的实际控制力仍很薄弱。到孝文帝太和年间,关中地区仍时有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而北魏对关中地区的行政体制改革也仍在进行。如太和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镇,领平秦、武都、武功三郡。至太和十一年(487)始分泰州之华山、白水、澄城置华州,州治仍在李润堡。到太和年间,关中之地划分为泰州、东秦州、岐州、华州,与原来的雍州、泾州,互为犄角。

    作者:戴卫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①关中以在潼关(又称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宾县以西)、武关(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散关(又名大散关,在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五十里)、萧关(今甘肃省镇原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四关之中而得名。
    ②严耕望先生详细考证了护军的名称及其分布、职掌与佐吏。最早的护军是司马懿所置抚夷护军(235年左右),护军制度到文成帝太安三年(457)改护军为太守,历时二百二十年左右。详见《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三章《诸部护军》,台北荣泰印书馆,1963年,第817-835页。另外,周伟洲先生认为曹魏设置的安夷、抚夷二护军完全具备了护军制的主要特征:即设置于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易生动乱的地区;取消了郡县的地方行政体制,代以军政合一、以军统民的护军机构。详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第19-27页。
    ③宋敏求:《长安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7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杜佑:《通典》卷三六、三七《魏官品、晋官品》,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第992、1004页。
    ⑤张鹏一《魏略》辑本记:“安夷护军,治美阳,典降氐。”美阳为武功郡的治所,因此,安夷护军在武功郡(渭水流域)。而《晋书》卷三七《谯刚王逊附承传》载:“闵王承,字敬才……稍迁广威将军、安夷护军,镇安定。”司马承为安夷护军时,却镇安定(泾水流域)。后秦仍有安夷护军, 《晋书·姚泓载记》中有“安夷护军姚墨蠡”,但并没有此时安夷护军所辖区域的记载。《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秦州·天水郡》“显新”县:“后汉属汉阳,晋属,真君八年并安夷,后属。”太平真君八年显新并入安夷,显新在陇城以西的地区,在汧水流域以西,则安夷也在其不远处。严耕望先生最早发现文献中有关“安夷护军”记载的参差不同,怀疑安夷护军“要当在渭水中流渭北地区?”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819页。正是由于对安夷扩军所辖地的不确定和北魏时期资料的限制,因此,本文中虽将安夷护军列入关中护军之一,但在第三部分并没有探讨安夷护军的变化发展情况。
    ⑥《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雍州》,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430页。
    ⑦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页。韩香:《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少数民族分布及姓氏》,《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4月,第162-174页。
    ⑧碑文见《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金石续编》卷一、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12-13页。对“郑能□”之“□”为“邈”或“进”字,有不同看法。《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以“进”字漫漶,解作“邈”字;《金石续编》“邈”误作“进”。《雪堂所藏金石文字簿录》作“”。然字典无此字,应作“邈”。
    ⑨据马长寿先生考证,此字为辛苦之“苦”无疑,见《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22页。
    ⑩《魏书》卷九四《阉官·王遇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023页。
    (11)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15页。
    (12)周伟洲先生认为“冯翊护军以‘军府’为其职能机构,即是说此护军可开府,置军吏。这可能是‘护军制’的显著特色之一。”详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制》。
    (13)详见严耕望《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833页。
    (14)《宋书》卷九八《氐胡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404页。
    (15)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五,上海,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51-256页。
    (16)分别在天兴三年夏四月、天赐五年三月、永兴三年六月、永兴五年二月庚午、永兴五年十一月、神瑞元年秋八月、神瑞二年冬十月。
    (17)《魏书》卷二《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32页。
    (18)《魏书》卷一九下《安定王休附子燮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518页。
    (19)《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98页。
    (20)《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99页。
    (21)《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载“分兵掠临晋巴东”(第99页)。《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宋纪六,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胡注云“巴”当作“已”东(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3915页)。查临晋附近、关中地区没有记载有“巴东”一地名,当作“已”为正确。
    (22)不过,唐长孺先生对这些记载提出了质疑,认为“《魏书》记载自然在于夸耀其屠杀行为,实际上此时盖吴在军事上是胜利的。”见《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上海,三联书店,1955年,第411页。其后,卢开万、施光明、刘淑芬等先生也持有相同看法,详见施光明《北魏盖吴起义及其性质初探》,《宁夏教育学院银川师专学报(社科版)》1991年;卢开万《〈魏书·陆俟传〉所载盖吴之死辨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辑,第26-27页;刘淑芬《从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帝灭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1分,第20页。
    (23)《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将这条系在十一月庚午日太武帝诏令两路伐薛永宗、盖吴条后,笔者认为盖吴称王时间应在这之前,只有这样,薛永宗才能在反叛后接受盖吴所封的位号。
    (24)《魏书》卷三○《周观传》:“出除平南将军、秦州刺史,复爵金城公。抚驭失和,民薛永宗聚众于汾曲以叛。观讨永宗,为流矢所中。”(第728页)按此“秦州刺史”当作“泰州刺史”,治河东蒲阪。刘淑芬先生在上引文中已经指出这一点。《魏书·世祖纪下》载“秦州刺史、金城公周鹿观率众讨之,不克而还”(第100页),周观与周鹿观应为同一人。
    (25)[明]梅鼎祚编:《宋文纪》卷一八《盖吴上文帝归顺表》,又《宋书》卷九五《索虏传》(第2340页)中也有相应记载,只是在个别措辞上有所区别。
    (26)《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100页。
    (27)详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824页。
    (28)《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341页。
    (29)关于盖吴由“天台王”改称“秦地王”,刘淑芬先生认为是具有特殊含义的,其目的可能是在招引当年二月在上邦反叛失败的甘肃的氐、羌、休官、屠各之族,详见刘淑芬《从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帝灭佛》,第21页。笔者认同刘淑芬先生的意见。
    (30)见《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101页。刘淑芬先生认为《魏书》说此举是“以防越逸”,其实可能是战事吃紧,所以不在谓北布防,而是在渭南的终南山屯守。见刘淑芬《从民族史的角度看太武帝灭佛》,第22页。
    (31)关于盖吴之死,《宋书·索虏传》和《魏书》的记载有差异。卢开万先生更有详细的讨论,见《〈魏书·陆俟传〉所载盖吴之死辨疑》,第26页。
    (32)参见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之四,黄惠贤:《魏晋南北朝卷》第四章第六节《北魏前期的政治体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0-221页。
    (33)乐史:《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4)见《魏书》卷一○六《地形志·雍州·北地郡》,第2609页。其中富平县:“真君八年罢泥阳、弋居属焉。”而泥阳、戈居为太平真君七年并入富平,因此富平县下的“真君八年”应为真君“七年”。
    (35)魏志中谓澄城县有杏城,无李润堡(第2626页),马长寿先生认为“乃魏收不明当时关中地理沿革之误”,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42页。
    (36)魏志正文云:“华州,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华山澄城白水置”(第2625页),校勘记[三六]云,“华山等三郡当本属治蒲阪之‘泰州’,‘泰’讹‘秦’”(第2651页)。
    (37)马长寿先生认为北魏镇压李润叛羌后,阉王遇为宦,与唐代之征岭南,阉岭南豪族子弟杨思朂、冯潘州、高力士为宦者亦复相同。详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第43页。

    编辑:杨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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