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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明代潮州抗倭之久烈

    发布时间: 2010/6/9 13:37:43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人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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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倭患是明代最大的外患。潮州是倭寇劫掠的重点地区之一,这是由于潮州的经济、特定的地理条件以及中国海盗与倭寇相勾结和明朝统治者的错误决策所造成的。潮州抗倭斗争能够得到最终胜利是由俞大猷和戚继光的直接指挥和参战、乡宦士绅和人民直接投入抗倭斗争所决定的。 

        关键词:明代潮州;倭患;抗倭;久烈

        倭患是明代最大的外患。处于东南沿海的潮州,倭患相当严重,抗寇斗争也非常激烈。《潮州志·大事志》中记载明代潮州盗寇倭祸及官军平寇御倭事一百多宗。潮州海盗首领与外来倭寇相依倚,纵横闽广沿海,肆行劫略。乃至“北虏南潮”一时代替了“北虏南倭”之论。[1]由此可知,明代潮州抗倭斗争乃是有明一代抗倭斗争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本文试对这一问题作粗浅的探讨,诚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明代潮州倭患久烈之原因

        首先,发达、繁荣的经济是造成倭患久烈的重要原因。明初,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内乱时期,日本的海盗、奸商、浪人、流民及亡命之徒组成了庞杂的“专门从事杀人越货的海盗行为”[2]的集团。因其国“米粟不足以养其生灵,盐铁不足以济其用”,[3]因此仅对国内的掠夺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于是便把掠夺的矛头对准当时比日本富庶的中国,潮州则是他们掠夺的对象之一。唐宋以来,潮州的经济日趋繁荣,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区域经济。[4]工商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宋仁宗嘉祐年间(公元1056 -1063年),其商税就从10799贯猛升至30283贯;至南宋初,仅潮州盐场每年课利就在10万贯以上[5]。宋时潮州笔架山(韩山)窑,居广南陶瓷生产之冠,有“白瓷窑”、“百窑村”之名,所出产品不仅为广瓷代表作,也是国内仅见珍品,并远销东西洋;至明代,饶平九村窑村和揭阳等处多产青花瓷器,更为海外贸易中倍受欢迎的商品。明朝时潮州工商业继续发展,嘉靖年间(公元1522 -1566年)有圩市41个[6];农业也有较快的发展,潮州平原的耕地和粮食生产都有一定增加。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潮州府亩均税粮5.62斗,在华南诸府县中最高。缴纳税粮较多的潮州,成为产粮较多的地方。[7]此外,明代潮州多织绢、抽纱,丝织业发达,潮绣为中国名绣之一;石刻、金饰品等也相当著名。于是盛产丝、瓷、金饰品等物质的富庶的潮州便成了倭寇重点劫掠的对象之一。

        其次,特定的地理条件为倭寇在潮州的劫掠提供了便利。潮州位于东经115°06″~117°20″、北纬22°53″~24°14″之间。它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台湾隔海相望,南濒大海,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潮州“介闽、粤之间,为门户之地…亦东南之雄郡也”。[8]清雍正年间普宁兼署潮阳令的蓝鼎元曾对潮州的地理位置有极剀切的分析:

        潮郡东南皆海也。在控闽、漳,右临惠、广,壮全潮之形势,为两省之屏藩,浩浩乎大观也哉。春秋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翱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鸟,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崖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葛啰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9]

        这种特定的地理条件不仅有利于倭寇在海上窥探时机,随时上岸劫掠,而且也便于其随地藏匿和逃逸。

        第三,中国海盗和倭寇相勾结,加剧了潮州的倭患。假如没有吴平等内奸为倭奴爪牙,那么潮州的倭患也许不会那么严重,因为倭寇不熟悉潮州的地理环境,又缺乏给养,他们只能临时在沿海劫掠而不可能长久停留。史载:“倭寇艅艎在海中者,亦无菽粟火药,往往食尽自遁。”[10]“倭寇拥众而来,初以千万计而非能自至也,由内地奸人接济之也,济以水米,然后敢久延;济以货物,然后敢贸易;济以响导,然后敢深入海洋。”[11]倭寇与中国海盗勾结如恶虎添翼,导致潮州倭患更加严重。如曾出使日本的浙江新安人郑舜功载到:“倭寇闽广,则归此澳(南澳岛),掠得财货人口,许朝光等则预备大船市之,同贼众将载而归;劫得金银,同赴伢市而去。”[12]海盗和倭寇相勾结使倭寇的劫掠往往能够得逞,这无疑加重了潮州的倭患。

        第四,明朝统治者的错误决策也导致潮州倭患严重。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因方国珍、张士诚等与倭寇相勾结,恐其坐大,威胁东南,故派信国公汤和巡海,遂定迁海之策。洪武十九至二十年,勒令南澳居民内迁。但及后海事稍靖,复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拨南澳民回籍耕种”。讵料永乐七年倭患又起,乃“迁南澳民于苏湾,墟其地”。这样就轻易地将南澳当成荒岛而弃于茫茫绿波之间。而位于韩江入海口外的南澳岛,独立于大陆之外,扼海外交通之枢纽,“四面阻水,可三百里,潮则通柘林,漳则通玄钟,历代居民率致巨富。”[13]南澳岛港湾交错,有田可耕,有险可依,“其山四面蔽风,大潭据中,可以藏舟”,“内宽外险,腊屿、赤屿还处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番舶寇舟多泊焉。”[14]为倭寇和海盗集团提供极好的躲避和抵御官军的良好根据地。正因为政府弃守,从此南澳便成为倭寇和海盗的罪恶渊薮,“时倭数为患。南澳,倭之巢穴也”。[15]“广捕之急则奔闽,闽捕之急则奔广”[16]再急则奔海外。

        二、明代潮州抗倭之久烈

        从时间上看,明代潮州抗倭斗争几乎与整个明王朝相始终。以激烈程度来分,大致有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洪武二年至正德(公元1369-1521年)。“倭寇惠潮诸州”,[17]这个时期倭寇“少有抄盗,不为害也”。[18]抗寇主要以防御为主。第二时期,嘉靖期间(公元1522-1566年)。这个时期是倭患空前严重时期。仅在嘉靖期间潮州遭受倭寇进犯就有43次。[19]这种局面引起了明廷的重视,也激起了广大爱国官兵的无比愤慨。由此,抗寇斗争进入积极反击阶段。这一阶段尤以俞大猷和戚继光在潮的抗倭斗争最为突出。由于此前抗倭斗争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面对这种情况,明政府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调派俞大猷到广东出任广东总兵。同年三月俞大猷便率领官兵及潮州人民取得了潮州抗倭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战役。[20]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明政府派浙江都督戚继光入粤协助俞大猷抗倭。两人在南澳消灭著名的吴平海盗集团,成为明朝平定潮州“海寇之患”的一次关键战役。[21]第三时期,自隆庆至崇祯(公元1567-1644年)。此时虽说大规模的倭寇侵扰已经基本平息,但零星的余倭仍不断骚扰。由于倭寇大势已去,因此“倭寇出没”已“不至为患”。[22]

        从战线上看,明代潮州抗倭斗争涉及整个潮州。明代潮州主要包括揭阳、普宁、惠来、潮阳、南澳、饶平、澄海等县及海陆丰和梅县部分地区,又称粤东地区。[23]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十月,御史王钫到潮州,适倭寇占据饶平黄冈镇,他即命副使林懋和知府李春芳、参将钟绅秀,调集官兵,分路出击围剿,俘斩倭寇共146人;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倭寇进犯辟望港、下外莆都,又窜犯和平桥、赤寮,后抄掠揭阳锦湖寨与惠来甲子镇,为官兵堵截邀击,共俘斩380多名;嘉靖三十九年二月上旬和下旬,倭寇集结6000余人,流劫潮州等处,在大窖桥为官兵奋勇阻击而溃逃,四月又为官军会击,两次共歼灭倭寇1160多名;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春三月,有倭寇20000多,被提督吴桂芳调狼兵45000人,福兵15000,以总兵俞大猷为统帅,派佥事徐甫为监军,与倭寇初战便俘斩倭寇1100多名,六月再战于海丰大德港,又俘斩倭寇1300多,倭寇遁海溃逃时,又被追斩1660多名,余下的残寇,夺船窜逃出大海,在海上忽遇飓风,船翻而溺毙殆尽。这次在潮州剿倭寇,是一次最大的胜利,既鼓舞官军的士气,也激励提高滨海人民抗倭的信心,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二月,有倭寇200多,突闯到外砂南湾,弃舟登岸,想作殊死攻寨劫掠,外砂乡民群起阻击,结果倭寇陷入重重包围中,200多人全被击杀。这也可以看出群众对倭寇的痛恨。到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倭寇侵犯海门,被军民击退之后,潮州沿海的倭患便基本结束。

        三、明代潮州抗倭胜利之原因

        首先,戚继光和俞大猷的直接指挥和参战,是取胜的重要原因。俞大猷,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中武进士,一生熟悉军事,战功赫赫,声名远扬。戚继光出身将门,戚家长期的军事实践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他自幼饱读兵书,从小立下“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24]的志向。两人并称“俞龙戚虎”,是明朝一代的抗倭英雄。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三月俞大猷率领潮州军民取得的“邹堂之捷”是明代潮汕军民抗倭力量由弱转强的重要标志,是一次“划时期”的大胜仗。“邹堂之捷”后,俞大猷与吴桂芳等名将联手,打了“海丰之捷”。翌年,俞大猷、戚继光又打了“南澳之捷”,剿平了大盗吴平。惠潮间连续的“三大战役”,既重创了倭寇的有生力量,又铲除了引倭的一大祸根,沉重地打击了倭寇,倭势也自此由盛转弱,迨万历以后逐渐消歇。这与戚继光和俞大猷的直接指挥和参战不无关系。

        其次,乡宦士绅的抗倭斗争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对于倭寇的入侵,乡宦、大姓等反映强烈,积极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抵御。海阳县著名绅士刘子兴在重要的市镇唐湖的防御倭寇入侵中发挥了核心性作用。当唐湖面临倭寇侵逼的危险时,刘子兴“谋诸乡耆老,建堡立甲,置栅设堠,鼓以勇义,申严约束,相率捍卫,民赖以宁居”。不久之后,又有倭寇逼近唐湖,刘子兴“乃与乡人约,视产高下,敛九则之金,以为防守之费”,他“相要害之处,重设栅闸,度可乘之隙,高筑战栅。率其丁壮,各分信地,更番防守”,“以故倭寇之肆掠于邻近村落者,警报日至,独于是镇迄不敢犯”。在他筹措防守经费时,有些人从中作梗,经他“谕以大义”,居民才“咸乐信从”。[25]像刘子兴这样的乡宦士绅很多,这些人抗倭都不是单个人的行为,他们或组织乡勇或建立防御系统,具有发动群众、组织民众共同抗倭的特点。这样,他们在抗倭中所起的作用就相当大了。

        第三,人民直接投入抗倭斗争。倭寇长期在潮州烧杀劫掠,使人们遭受无限灾难,歼灭倭寇是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共同愿望。因此在抗倭斗争中,广大人民都积极投身到抗倭斗争当中。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围攻潮阳县城,县令郭梦得依照林大春的建议,招募强悍善战的勇士保卫县城,当时从达濠招募的勇士就有400多人入城御寇,庄淑礼、胡世和两人也在应募之列。当时倭寇以全部精锐从西南进攻县城,用云梯十道攀登城垛,庄淑礼、胡世和两人当先奋勇抗击,斩寇数十人,击退倭寇,两人虽身负重伤,仍跳下城继续战斗,不幸又中鸟枪而死。庄淑礼的父亲抚其尸说:“儿虽死,而城能保全,还有什么遗憾呢!”并忍痛令他的幼子也上城抗战。[26]像这类百姓英勇抵抗倭寇的事例有很多,它反映出倭寇的入侵是不得人心的,人们总是要采取各种办法来消灭他们的,这也加快了明代潮州抗倭斗争的胜利进程。

        参考文献:
        [1]冷东.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2](日本)中村新太郎.日中两千年[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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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黄挺.潮汕文化源流[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45.
        [5]宋会要辑稿:十二,食货[M].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6](明)黄佐.广东通志:卷二,嘉靖刻本[M].香港: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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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30,广东四·潮州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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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明经世文编:卷二七[M].
        [11]明经世文编:卷二六七[M].
        [12]筹海图编:卷三、四,嘉靖东南平倭录[M].
        [13]何乔远.闽书:卷四十,崇祯二年刻本[M].
        [14]顾祖禹.读史方舆举要:卷103[M].台北: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
        [15]饶宗颐.潮州志汇编:大事志[M].香港:香港龙门书店,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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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明)郭子章.潮中杂记:卷10,国朝平寇考(上)[M].
        [18](明)佚名.倭变事略[M].上海:上海书店刊行,1982.
        [19]汤开建.明代潮州海防考述[A].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C].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78-80.
        [20]郑智勇.论明代潮州抗倭的“邹堂之捷”[J].汕头史志,1996(3).
        [21]刘聿鑫、凌丽华.戚继光年谱[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115-135.
        [23]冷东.明清潮州海商与区域社会[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24]戚少保谱耆编:卷1[M].
        [25]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95.
        [26]姚作良、陈丰强.潮阳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25.

    编辑: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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