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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战国时期儒家的选举说

    发布时间: 2010/4/12 11:11:2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文字 〖 〗 )

    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学是以政治为中心的。孔子思想的重点是礼乐制度,政治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也是孔子思想在战国时期发展的主要趋向。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史记·儒林列传》),他们所关心、讨论的问题,重点是社会的变革。  
        儒学的重点在礼,孔子认为礼是“损益”发展的,儒家希望通过礼制的“损益”变革,对礼作新的解释,实现社会的变革。
        禅让、革命、王鲁是战国时期儒家关于社会变革而提出的几种理论,儒家希望通过礼的变革来结束战国时期的混乱,实现社会的有序。此外,儒家还提出选举说,即通过选贤,使之成为公卿大夫,甚至诸侯。儒家本来重视贤能,主张贤人政治。但是,战国时期的儒家还提出了一种比孔孟荀更加激进的主张,认为不但要选举贤能,使贤能成为卿相、士大夫,而且诸侯也要打破分封世袭,通过选举而产生。这是儒家通过解释传统的射礼而阐发出的新思想。
        射礼本为古代贵族的一种礼仪。杨宽先生《射礼新探》一文对射礼的起源及其形式有深入的研究。据杨宽的研究,射礼起源于“借用狩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这种礼仪在西周、春秋时早已形成。这种起源于田猎的射礼,还具有选拔人才的目的。《周礼》有“射人”,也就是《仪礼·大射仪》的“射人”,他们除了掌管射仪之外,还兼管重要的人事工作,在祭祀、朝聘、出征、大丧等重要礼仪中负有重要的职责。杨宽指出,国家大事中有关人事的事务都由射人安排调度,这是“因为射礼不仅在于军事训练和军事教练,还要从中选拔人才。原来许多重要的武官,都是通过比射选拔出来的。因此,掌管射仪的官兼有考选人才的责任,并有调排人事工作的职务”。杨宽还引《汉官仪》和《汉书·百官公卿表》,说明秦汉时期仆射的职掌还是沿袭古代“射人”的职务而来。
        由此可见,射礼具有选贤的目的。但是,《礼记·射义》对射礼的解释却是,通过射礼不但要选拔一般的人才,而且最主要的是,诸侯也要通过射礼来选拔。《礼记·射义》: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
        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
        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
        与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的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这种对射礼的解释。也就是说,射礼当中射侯的“侯”(即箭靶子)与诸侯的“侯”之间的关系。
        杨树达先生认为诸侯的“侯”就是由射箭用的“侯”而得名。杨树达先生指出,“侯”字在甲骨文中“盖象射侯张布著矢之形。盖草昧之世,禽兽逼人,又他族之人来相侵犯,其时以弓矢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卫其群者,则众必欣戴之以为雄长。古人质朴,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发矢中侯,故谓之侯也。《礼记·射义》曰:‘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郑康成注《周礼·司裘》曰:‘所射正谓之侯者,天子中之则能服诸侯,诸侯以下中之则得为诸侯。’此皆后世演变之说,非复初义,然诸侯之称源于射侯,则犹存古初命名之形影也”(《矢令彝三跋》,《积微居金文说》卷一)。这种说法肯定了诸侯与射侯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徐中舒先生则认为,侯甸的“侯”起源于斥候,古代各国边疆有斥候的官叫“候”,“侯”和“候”古通用。徐中舒先生说:“侯为斥候,侯候古字通用,古代斥候,必在边疆。故《周语》单襄公见候不在疆而断陈之必亡。……最外边疆为侯服。侯田在边外,故《盂鼎》称‘殷边侯田’。又甲骨所称周侯崇侯纪侯杞侯亦在边疆。”(《井田制度探源》)这种说法否定了诸侯与射侯之间的关系,认为诸侯之义起源于古代的斥候。
        杨宽先生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并对以上两种观点作了综合。杨宽认为,诸侯的侯应该是由“候人”的“候”发展扩大形成的。“候人”原是边疆上的侦查和守卫队长,他们带有全副武装,也兼任国宾的接待人员,负有边疆地区防守和治安的责任,因此实际上已成为边疆地区的统治者。诸侯的“侯” 很可能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这是采用了徐中舒的观点。杨宽又指出,这种“侯”原是边疆地区的侦查和守卫队长,是一种重要的武官,最初可能是通过射“侯”的比赛而挑选出来的。这个意思又与杨树达相同。(《“射礼”新探》)我们认为,杨宽的意见综合了杨树达和徐中舒两位学者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一些。他们的这些观点,探讨、梳理了诸侯与射侯之间的历史渊源,对于我们这里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据前辈学者的研究,诸侯的侯在字源上与古代射箭所用之侯有一定关系,但商周以来的诸侯,显然不是由射礼的“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而来的。即使肯定射侯之侯与诸侯之侯二者渊源关系的杨树达先生也指出,从射侯引申出选举诸侯之意,这是“后世演变之说,非复初义”。杨宽先生也认为《射义》所说的“天子以射选诸侯”“该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但是,我们认为,《射义》对射礼的解释并不是简单的“夸大”或“误读”,而是一种在特定思想背景下的新的解释。如果单就射礼以及《射义》的解释来看,可能显得有些突兀,或者有些“夸大”,但是把它放在战国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当中来看,那么它的思想史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射礼的本义在于选贤。《射义》所说的通过射礼来选拔诸侯、卿大夫,就是由此发挥而来的。从商周历史来看,诸侯都是由于血缘或军功受封而得,从来没有通过“选”而成为诸侯、卿大夫。中国古代实行的世官制,已是基本的历史常识。因此,《射义》所说,既不符合商周时期的历史,也不是远古氏族民主制的遗存。《射义》“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是战国中后期儒家的新说,把这种观念放在战国中后期儒家思想发展的脉络当中,与战国时期儒家所讲的禅让、革命说联系起来,就会明显地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儒家并不主张废除分封诸侯制,秦统一后博士淳于越还依然主张要分封子弟为诸侯。但在战国时期,一些儒家学者在不废除分封制的前提下对它作了一些改革,把分封与尚贤相结合,创造出了通过选举而成为诸侯的新说。
        按照《礼记·射义》的说法,卿大夫也应由选举而产生。而《公羊传》的“讥世卿”恰好也正反映了这种思想主张。
        《春秋·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公羊传》:“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称尹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春秋·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公羊传》:“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
        《公羊传》的“讥世卿”即反对世卿世禄的官僚制度,也就是说,应该通过选举让贤能之人担任卿大夫。《穀梁传》也有相同的主张。世卿世禄曾是汉代今文学和古文学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个问题和王莽的专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又和汉代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成为复杂的学术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论。但《公羊传》和《榖梁传》所主张的“讥世卿”,是和战国以来儒家的主张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汉代经学中的今文一派所主张的“讥世卿”,除了有汉初特殊的时代背景(如汉初的“布衣将相之局”)之外,在思想传统上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战国以来的儒家思想。
        战国时期儒家关于通过射选而成为诸侯的选举说,以及有关政权转移的革命、禅让、王鲁等思想,都是很激进的主张,与过去通常所理解的儒家有很大的差别。战国时期的儒家对于社会变革,确实提出了一些特别的甚至激进的看法,反映了儒家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哲学。我们把这些思想汇集在一起,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社会的变革、对于结束诸侯争霸的现实,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这些理论虽然没有一条在社会中变为现实,但它们都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对于重新认识儒家,有很大的价值。

      作者:刘丰

    编辑:何燕

    战国官制
    合纵:中国古代地缘政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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