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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历史: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

    发布时间: 2006/12/13 16:06:3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智识学术网
    文字 〖 〗 )
     
    [内容提要]历史阅读是一项有益于提高人们观察社会与思考人生的智力锻练。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有限,经历有限,若能从长久积累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经验,严肃思考,必能有所获益。本文从回顾作者的学术心路和切身体验出发,借一些事例说明: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经验史。从过去的历史曲折中,我们可以领悟到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在是一门需要反复思考、不断探索的大学问。近几年西潮又一次东来,新概念、新话语层出不穷,对中国历史重新评估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学术态势。对此,我们一方面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这种思潮的变化,以不断改善观察的视角和解释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必须注意有所鉴别和选择――它的基点,应该是以民族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历史体验为准。我们需要的是冷峻,而不是虚荣。我们既要充分估计我们历史上确然存在的种种长处和优势,也不忌讳剖析自己历史发展中显示出的种种短处和不足。
     
    历史阅读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交流的活动,如同看小说、听歌曲一样,与我们自己的经历和当下的心情都不无相关。当然,在我看来,它更是一项有益于提高自己观察社会与思考人生的智力锻练。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历史可以助你在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的成长过程里多一份经验。学过历史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老气横秋,像出土古董死气沉沉似的。不,不应该如此。他们理应有一种比较豁达的胸怀―――什么世面都见过,什么人都交往过,有一种洒脱和冷峻的人生阅历。
     
    学问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若要破除对学问的神秘,则可以反其道而行之,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历史是什么?历史由三要素构成:时、地、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由特定的人群演绎出的一系列故事。现在发生的叫“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例如2003年情人节前,上海某大学饭厅前张贴一张海报,匿名女生诚情征邀男生,在寝室陪伴度过情人节之夜,以一人为限。新闻传出,远近哄动,每个人都不怀疑自己拥有评论权,褒贬不一。设想百年之后,有一位社会史的研究生发现了这些材料,以此为中心,写出一篇研究转型期中国女性社会心理变迁的论文,这就变成历史社会学或者历史心理学范畴的专门学问了。有些事情,距离的时间越长,越容易看得清,因为“当局者迷”,“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历史学家常常自以为得意的地方。但如若那位研究者漏看了一条网上信息,即事后有人揭发,此海报作者实非女生,乃男生玩笑之作;如果这条揭发真相的史料是确凿的,却又因某种原因毁灭了,不存于世了,那篇论文资料的真实性就大打折扣,那时只有上帝才知道。这就是“后现代”史学要说的――别相信史料记载、史家评论的绝对真实性。
     
    研究历史,两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过去与现在有关“人”与“社会”互动的经验性材料,掌握检索和辨伪史料的技术;二是思想,有自己的体验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前者是苦功,是技巧,有一个逐渐熟练的过程;后者是灵性,是思想,要许多相关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发表意见的能力。所以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肯坐冷板凳,要地毯式地一寸一寸搜寻资料,“上穷碧落下黄泉”。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当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以历史学为职业,其实是很苦的,有少数“志愿者”参与就可以了;但人人都应该学一点历史。人之所以异于动物,重要的是人发明了语言文字,使集体性的记忆得以长久保存,人也就借此得以超越时间、空间和个体生存的局限,有可能把握更多的集体性记忆,从而补充和丰富自己的经验。从每个个体而言,生命有限,经历有限,若能从长久积累的历史记忆中汲取经验,就等于把自己生命的长度提高许多倍,多活了几百岁乃至几千岁,从经历上说你有可能“千岁、万岁”。
     
    现在大家都在谈民主,谈自由。从历史上看,这可是两个特大字眼,真不好轻易评说。记得德国的克尔凯戈尔说过,人最大的苦恼,就是每个人都想自由地按照独立意志生活,但又必须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如何调适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失败多于成功的经验史,自然我们也很可以从这些苦涩多于欢乐、艰难多于顺暢的历史经历中得到许多启示,知道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门大学问。民主与自由,若不建立在一种合适的关系准则(或曰游戏规则)之上,不说悬木求鱼,南辕而北辙的教训反正是不少。
     
    我是从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起步的。今年是甲申年,距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又过了一个甲子。360年前,1644年,即是明王朝被农民战争灭亡之年。有关明末农民战争的史料极其丰富,野史笔记多的是,这在古代很难得。史料看得越多、越细,感触越强烈。
     
    一是感慨大明官场,人才济济,济济变成挤挤,搞窝里斗倒是一只鼎,包括知识分子。但在不起眼的小地方,偏乡僻壤、山坳荒漠,藏龙卧虎有的是,到了兵荒马乱的年头,就获得了出头露脸的机会。你说李自成、张献忠,一个驿站马夫,一个为地主打工,原先谁会把他们当人才看?可在1628-1644年间,他们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要意志有意志,十七年里屡败屡战;要智慧有智慧,野战、阵地战都胜过官军。两人稍有不同的是,张献忠残暴些,李自成厚重些。若没有东北满族的横插一杠,李自成完全有可能建立新朝,成为第二个朱洪武似的开国皇帝。若做了皇帝,他过去是当马夫还是当小和尚都不敢提了,天才的帽子不戴,别人也会哄然给你戴上,古书上叫做“解民倒悬”、“天纵英明”,十分的伟大。
     
    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不是没有道理。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地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球”、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
     
    感慨之二,到了非正常状态,人心会变得叵测不定,控制不住。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创造物质财富能力最强的国家。长城、运河不说,周秦、汉唐、两宋、元明的宫殿、王府、豪宅、园林,建筑瑰宝不胜其多,到今天都可以为旅游业赚回大把大把的外汇,可地面上存留下来的却少得可怜。去过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的,就感觉得到,中国地面上的文物与其悠久的文明极不相称。每一次战争动乱,一个王朝的许多宏伟建筑往往被付之一炬。
     
    我曾经为此疑惑不解。打进京城的农民痛恨皇帝、大官、阔佬,看了这些用农民血汗钱堆起来的豪华住宅、奢侈器具,怒火中烧,气打不上一块来,这可以理解。为什么非烧了不可?后来读了心理学的书,才有些开窍。埋下的怨恨越深,积蓄的不满越多,它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农民由盼望皇恩浩荡的热望,到苛政猛如虎的失望,再到灾难丛生、濒临死亡的绝望,这一不断上升的长过程中,如若没有许多渠道获得缓慢的释放,积蓄起来的能量大极,非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就不可能得到宣泄。李自成在攻陷洛阳时,曾用“点天灯”的方式处死福王,既是一种宣泄,更是一种向敌对者的示威。但什么样的行为最具刺激性呢?熊熊烈火,腾空而起,声光并作,全场骚动,肯定是最富刺激性的。另外,个人行动往往多理性的计算,至少恐惧的本能也能起约束的作用。到了群体骚动的场合,集体的非理性就会战胜平日里的胆怯,情绪冲动会因相互感染而得到极度强化,个人的负罪感和恐惧感消失。这就是民众运动多容易演化为暴动、暴乱的一种心理学解释。
     
    俗话说:“可以共患难,但难于同富贵”。农民军的兄弟情谊和团结,在困难时期是摧不垮、打不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在大顺军中执行得很成功,这就是李自成高于打家劫舍式盗寇的地方。到1643年,李自成在河南、湖北取得七大战役的胜利,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始筹建统一政权。也就在那时,裂缝就出现了。首先,农民联军内部开始重演《水浒》里的“火併王伦”。李自成先后借故杀了“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閵养成、“曹操”罗汝才和“小袁营”袁时中,取得独尊的地位。当时一位河南的知识分子(郑廉)就评论:“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天无二日,人无二君”、“一山不容两虎”,这叫“专制心”,即使是曾经仇恨帝王将相、仇恨被别人压迫的普通农民,到了那个份上,成者为王,他心理会发生变化,自然而然地会回到这个死节上来,这就是数千年社会体制积累下来的集体无意识,不容易摆脱。
     
    原来义军内部,头领称“掌家”的、“管队”的,由大家推举,不时以兄弟相称,都是“哥儿们”,相互之间只有职务差别,没有大的收入落差,关系比较融洽。现在,义军士兵不能不对将领和降官们刮目相看。大将军刘宗敏府前高悬大红灯笼,人称刘国公,门卫森严;官员、将领俱以九品分等,服装、帽子都有严格区别,尊卑分明。旧礼制的恢复,在新官与士兵百姓之间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心理变化。
     
    河南文人郑廉,讲了一个他朋友的故事。那朋友被抓在军营里,有一个年轻小头目负责严密看守,防止他逃跑。一天,他对那位年轻农民说:“你又不是天性想作盗贼,何苦来?即使老贼头做了皇帝,也封不到你。”那人听后号啕大哭,把他放了,自己也跑回了老家。
     
    进京后,李自成招降一批明朝中低级官员,授以新朝官职。有一个士兵问某明官:“选你做什么?”那人回答:“兵部主事(国防部科长级官员)”,士兵一脸无奈地说:“也好,也好。只是不要再像前朝那样死要钱。我新朝立法森严,贪官污吏是要杀头的。”这还算是有点骨气的。更差的例子也有。无锡人赵士锦在明朝只是工部的小科长,绝食三天,拒不“从逆”。看管他的一些头目纷纷相劝,说:“老爷,你何必苦呢,饿坏了身子,可是大事。我们家的官好做得很,与明朝一样。如果老爷能转升到我们家里做大官了,可千万别看不起我们。我们还求你老爷多照顾着些呢!”
     
    大顺军十七年里屡败而屡战,百战不殆,靠的是共同摆脱困境、走出生死峡谷的巨大凝聚力。然而,胜利只能改变少数人的境况,而多数人仍是希望渺茫。经过短短的进京城39天,在与清军的山海关战役中,农民军一败涂地,判若两支部队。其中人心涣散,导致军纪失控,在去山海关之前,已经非常严重。眼看封王封侯的,接受闯王赏赐,一箩筐一箩筐金银珠宝抬进抬出,一般义军士兵、军官怎能不感慨万千?前面说到那位号啕大哭者算是觉悟早的,稍晚的正挨到抄没明朝宗戚官僚家产的风潮,纷纷“顺手牵羊”。据当时在京城的一些亲历见闻者的记载,说义军士兵到酒店吃酒,随手给的都是金银首饰或珍珠,出手特别大方。有一位秀才,被一群士兵抓了就走,此人吓得面色发白,以为大祸临头。谁知到了军营,士兵们口口声声称他为“大官人”,特别客气,原来是要他为山西陕西的家人代写书信。言语间不时流露出对闯王多怨言、有牢骚,思乡气氛浓烈。他们每人都把身边的金银首饰折断了装在布袋里,托便人连信捎回老家。事情办完,那秀才也得了不少金银珠宝,兴冲冲地揣着高额“劳务费”,向夫人报平安去了。因此,当义军退出北京,往山西、河南、陕西撤退的路途上,逃跑的越来越多,失败的态势已经不可挽回。
     
    这是最后失败了的,成功了又如何?朱元璋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朱元璋发布的圣旨许多是用白话写的,通俗易懂。他也说农民终年辛苦,如何如何,讲得有板有眼,好像不忘旧日情景,可一涉及到赋税皇粮,口气就变,说这是每个老百姓(子民)必须尽的义务,谁不认真完纳,就对谁不客气。为了杜绝隐漏田赋劳役,他把军队放到地方上,一个村一个村地实地调查人口田地,声称凡作弊者格杀不论。这比起那些养在深宫里的皇帝要厉害百倍。
     
    我读明清的材料多起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到不改革旧制度本身,走马灯式的换人,甚至用暴力的方式把一批人打倒,拥戴一批人上台,对此不应抱有很大的热情。所以当我读到小说家洪峰说的“天大极了,人小极了”(《极地之侧》),立即把它联想为旧制度、旧意识就像“天”,在它的盖罩之下,个人的行为很难超脱,创造的空间很小很小。
     
    我真正从事史学研究,起步很晚,大约40岁前后。所幸“文化大革命”帮助我从迷误中清醒过来,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如若不能走出千年历史的阴影,跳出一治一乱的“周期率”,真的已经很难自立于世界之林。从那时起,我的史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而言之:一是意识到史学必须有批判的意识,二是追溯历史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我的研究,不管是大题目还是小问题,想要回答的是千年的辉煌,何以会变成百年的沉沦?或者说是:“中国如何才能走出中世纪?”
     
    头十年,我近乎疯狂地读西方的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乃至科学哲学,什么老三论、新三论。不懂外文,看中译本,翻译得差极的,像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经济通史》,近乎看天书――总之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硬着头皮读。头脑里,尽是韦伯、弗洛伊德、海德格尔、蕯谬尔森、诺斯……福柯还敢看,就是尼采不敢问津,怕自己入迷了,得神经病。没有什么人在逼着我,甚至我的老师还批评我离经叛道,有压力。为什么?事实胜于雄辩,曾经比我们落后的西欧、历史短得可怜的美国,在近几百年里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60年前的林则徐都看到了这一点,20世纪差距拉得就更大了。单纯从中国看中国,就像身处庐山之中,必须与西方历史相比较,才有可能看出中国缺什么,中国弱在什么地方,别人成功的经验有哪些。当然,更重要是思维方式――例如从牛顿到爱因斯坦,启示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是永无止境的,对社会、对历史更是如此。史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也必须不断质疑,不断吐故纳新。
     
    中国的文化有许多精彩的地方。古代中国是一个以农业见长的国家,文化也具有农业社会特有的平和、含蓄、持重和沉稳的风情。我们对四季变化的感觉非常敏锐,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四季、十二个节、十二个气,每一种微小的气象、物候的变化,预示着什么;日月风云的变幻,会对农作物产生何种影响,农谚很多,微观方面“变”的学问深奥。但是放在宏观方面,却总相信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循环论占了上风――所有的变化都是在一个圆的平面上展开,阴变阳,阳变阴,冬去春来,否极则泰来,这就是《周易》里的那个八卦。以这样的世界观看社会、看历史,我们的心态是平和的,顺的时候,想到可能会衰;衰的时候,相信离开转盛不远了。“冬天到了,离春天还会远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在文革灾难时期,有一些人就是靠这样的文化信念坚强地活了下来。中国人的忍耐性、生命的靭性,非常像植物――鲁迅写《野草》,实际上是写中国人的精神。
     
    以开放的态度看世界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千秋、互有短长。有长必有短,有利必有弊。我们的循环观否认突变,强调经验和秩序,“天不变,道也不变”。中国历史上盛衰治乱,反复振荡,不比西方差,但解释这种动乱的原因,传统史家不从制度上检讨,也不检讨我们的意识形态,多强调道德人心的绝对性――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官不像官,民不像民,就判断危机已近,知识分子开始声嘶力竭地呼喊;呼喊、改革都不济事,每况而愈下,民众就造反,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周而复始。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是道德史观,君子、清官、好皇帝――小人、贪官、暴君对立的两面,构成了史书叙述的主体。教育我们的,就是要维护现有的道德秩序,把希望寄托在出现好皇帝、清官上头,仰望星空,耐心等待天才降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样的史观在今天的一些历史影视和历史小说里仍在延续,津津乐道,把陈腐当作新奇,我只能说一声:遗憾。
     
    西方的史观也有过这样的阶段,但进到向现代社会转型时,他们把研究的重心从“英雄”转移到经济发展、社会规则的考察上来(经济学、社会学兴起);把“人”的研究从精英转移到大众对精英的制约上来(政治学兴起)――发展的理论、制度分析的理论帮助史学家完成了从旧史学向新史家的变革。因此,中国的新史学必得从西方的社会理论中汲取资源,借鉴别人的经验。
     
    近几年来,西潮又一次东来,在思想文化领域,新概念、新话语层出不穷,转换之快,目不暇接。现代性还在无休止地争论,后现代已经登场。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健康的心态对待这种变化。
     
    一种新的概念,新的话语,往往代表着一种新的思考方式,新的观察视角。例如现代社会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就是对那种以什么什么为纲――片面决定论的反拨。它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也反对文化决定论。决定一种社会状态的,是许多方面、许多力量的总合。这种总合的效果,许多时候更取决于它们以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和相互作用,例如一个现代社会,一定是一个建筑在高度分化基础上,以有效的制约机制实现高度整合的社会,而不是分化好,还是整合好,或者是分权好,还是集权好的问题。假若不解决民“管”官的问题,亦即民意对政府的制约,没有更多独立的民意机构去监督政府,大集权、小集权的弊病还是半斤八两。
     
    弗兰克、彭慕兰的 “反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新话语,与之相联的还有“后殖民主义”等等。虽然他们还不能说是正宗的“后现代主义”,但有一点“后现代”的味道――其中有一条,就是反驳“现代化理论”的。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理论”是欧洲成功之后的总结,而不是欧洲历史的真实,是想借以炫耀自己唯一正确,并向全球扩张的理论。历史并不能证明非有这些条件,才能发展到“现代”。它的出现或者成功,取决于许多偶然的因素。即使在西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可以有自己走向现代的道路。两个人也都认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他们的看法。
     
    这一刺激对我震撼特别大。我们民族主义的那根神经非常敏感,也非常脆弱。外人说我们的坏话,就想到挥动拳头;说好话就感到舒心――但假若忘记了我们历史上还有许多阴暗面,还有许多弱点,把好话当补药,那就容易变成虚荣,而非自信。因此,对于西方的新话语,我们应该有所鉴别和选择――它的基点,应该是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历史体验为准,立足于对自己的发展有利。
     
    19世纪以前的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还是以中国为中心,估计学界还会有激烈的争论;也有人提出“中心说”本身就有问题。不管怎样,弗、彭有关欧洲中心主义的质疑,对中国史而言,还是有新的启发.。例如马克斯·韦伯把我们通常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前面加了一个“理性”的前缀词。也就是说,资本、市场这些东西古已有之,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便是讲究经济理性――工具理性(具体而言,即价值法则),亦即亚当·斯密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通过市场规则,实现投入与产出的理性化。“理性”,有的翻译为“合理性”,似乎就成了“现代”的一个标识。细想,中国传统社会,政府行为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政治至上,讲政治帐,不算经济帐,证明韦伯说得非常对。但由此能说中国人生活里、头脑里就没有经济理性?人的第一本能就是生存。为了生活,谁不想赚更多的钱,谁不在收支方面斤斤计较?最近一位宁波人告诉我,宁波人为什么善于经商,只要拿生活中两句俗话就可以说明。一句是“亲兄弟明算帐”,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核算成本原则。一句是“碗对碗、篮还篮”,邻居间送我一碗菜,就要还一碗菜;亲戚上门送一篮礼物,回去也得奉还一篮礼物,这是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
     
    明清时代的江南经济的发展,确实有非常闪亮的一面。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粮食种植的精耕细作水平以及单位面积产量之高,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而且在苏松,发展出植棉和家庭棉织业;在嘉湖,发展出蚕桑和家庭丝织业。17-18世纪,欧洲人用白银从中国进口棉花、棉布和生丝、丝绸,估算世界白银产量的三分之一流到了中国。江南农民很能适应市场的发展需要,不单纯靠粮食生产,发展出商品性的家庭手工业,人人织布,家家缫丝,收入自然比其它地区高。城镇在这样的基础上显现出市场的繁荣,不要说苏州、杭州了,像盛泽、南浔这样的大镇,简直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丝绸市场中心;而松江的朱泾、枫泾镇也曾经是全国棉布市场的中心――它们通过广东、福建的海商(包括走私商,即海盗),又与中西国际贸易连续在一起。怪不得弗、彭要说那时世界经济中心在中国,在中国的江南。这一点,使我更加深信,中国人并不缺乏经济头脑,也有自己的经济理性――中国人发展经济的素质和能力不低于世界哪个国家,否则数千年的辉煌就不可理解了。因此,近代落后的原因,不是经济发展本身有什么先天性的阻碍。主要原因还在别的方面。
     
    弗、彭无限夸大明清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大的毛病是出在对中国国情缺乏真切的了解,这不能苛求――但他们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用的是纯经济学,而不是诺斯等人的制度经济学,就有点落后了。表面看明清江南最有可能率先在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事实却是不能。为什么?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中国是个大一统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江南是中国的江南,而非独立的江南。在中国旧体制里,往往不是鼓励先富,而是像孔老夫子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最近我根据明后期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档案,作了一个统计,仅苏州、松江、常州三个府,面积和耕地的全国比是0.336%、2.85%,而农业的财政负担却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3.96%,还不包括名目繁多的官吏额外勒索和地方摊派。总之哪里油水多,国家从那里搾得就越厉害。从唐代中期开始,就不断有知识分子说,东南财政占全国之半,不合理。可体制决定了,不这样就维持不了这个“大一统”政权的巨额开支。江南农民为什么会发展出多种经营的经济模式?当时人就说得很清楚:农民光种粮,交不起国家田赋杂费,更不用说地租了。农民负担重,是个老问题,江南更是突出。因此棉织、蚕丝,是被逼出来的,是用来弥补收支缺口的。大量的史料可以说明江南农民实际终年劳碌,仍然是窘迫不堪,日子也过得急巴巴――没有多少剩余去改善和发展经济,长期徘徊在一个低成本经营水平线上;不过国家借人口之多,产品积少而成多,聚沙而成塔,到了市场上、到了城市里,倒显得颇有繁荣气象――这叫做表面花团锦簇,内囊却是空虚的。
     
    假若与西欧中世纪相比,问题就凸显出来了。现在教材里中世纪的中国与西欧都是封建社会,殊不知彼封建而非此封建。中世纪欧洲的社会体制,它是分权体制,君主下面有许多分封的贵族,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靠自己的直属领地和一些国有的自然资源(如矿藏、森林),各地贵族领地的土地产权和行政管理基本是自治的。更重要的是,或许是受罗马城邦民主制历史传统的影响,至少到13世纪后,有些国家也搞中央集权了,但工商城镇却蓬勃兴起,而后或城市自治,或获得特许,贵族(原有的土地贵族加上新兴的工商贵族)组成的市政厅获得了自治权。这样,国王、教会、城市贵族构成相互制约的三角关系,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皇权无限、无任何社会力量可以与之抗衡或谈判。市政厅后来演化为议会,现代民主制由此脱頴而出。就以税收为例,明清中国的官僚机构不断膨胀,每年财政支出从数百万两涨到数千万两白银,地方官员都必须无条件执行皇权旨意,特别是保证赋税的征纳,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西欧,国王与各地贵族、纳税人代表之间必须通过市政厅或议会的讨论,反复谈判,才能确定能不能增税,增多少。国王有时不得不通过借款来取得财政收入(特别是战争时期),为此必须出让部分权力;工商贵族借此又得到发展。在古代中国,虽有富商大贾,但没有任何可称之相对独立地位的工商阶层――中央政权一直奉行打击豪强的政策,实际上是要消灭异己力量;工商依附于政府,官商结合倒是大传统。民主制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很难成立,这是欧洲史与东方史很大的一个差别。因此欧洲工业革命,率先走上现代化的原因很多,因素复杂(例如法制传统、产权观念、思想革命、科技革命,也还包括农业革命等等),什么是最关键、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确实不容易说清楚,但绝对不是完全偶然的。它至少要经过三至四个世纪的历史综合积累,才完成突变。
     
    在我看,“后现代”是对着“现代”来的。“现代”肯定不完美,“现代”的话语系统已经产生了“话语霸权”的负面功能。既然不完美,既然已经朝着新意识形态方向发展,就有必要加以反驳和质疑,动摇它的王牌地位,促使多元文化的活跃。这就是“后现代”存在的理由。如果“后现代”想要把“现代”的历史成果和历史经验统统丢进大海,肯定也是一种极端,不能上当。而且这里也有个情景的问题。从社会发展角度说,在现代已经充分发展的社会里,“后现代”的产生是自然的;但在发展中国家里,就不能把“后现代”看得太认真。我觉得西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时常表现出不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便是“此山望见那山高”,忽高低低,难以捉摸,我们也得姑妄听之。我们能不能超越?超越当然是最理想的,可不顾实际地超越,百年中国在这方面吃的亏可大呢,所以我们自己还得有主见。我的直观的印象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后现代”的“破坏性”(或者说“颠覆性”)强过于建设性,它四面出击,八方“捣乱”,总姿态是要挑战任何权威、任何信仰,有点“造反派”的脾气,很容易刺激年轻人的“青春躁动”。美国的老史学家魏斐德就已经感受到了“代沟”,不无牢骚地说:社会责任感丢失了,现在年青人的史学与好莱坞的卡通片已经没有什么差别,有一种严重的失落感。再下去,我会不会也落到他那种灰色的心境里去呢?现在没有,将来不敢说。
     
    作者:王家范
     
    (刊于《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9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24期全文转载)
    编辑:汀滢

    西周金文中的小臣
    史实能否说得清?——兼论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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