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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北宋军马供应(2)

    发布时间: 2018/10/11 13:53:1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铁血军事
    文字 〖 〗 )
    北宋前期据《宋史·兵志》记载:“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河东是唐、五代方镇名。唐开元十八年置(730),治所在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北宋初废。陕西路是北宋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辖境相当于今陕西、宁夏长城以南,秦岭以北及山西西南部,河南西北部,甘肃东南部地区。 

      宋与辽的关系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其分期的标志是“澶渊之盟”。前期北宋为收复石敬塘以来所丧失的燕云十六州,曾多次向辽发动进攻,在屡遭挫折后,则采取了防守的政策。当时辽还没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只想保住燕云地区,因此,在双方都有意议和的情况下,签订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澶渊之盟”。后期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进行边境贸易。宋辽之间维持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和平局面,期间也发生过一些纠纷,但都没有影响到这个大局。北宋与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关系也同样影响了辽与北宋在军马供应上的关系。下面就以辽与北宋在军马供应上的关系为出发点,浅析民族关系制衡因素在保障北宋军马供应中的作用。  

      宋辽初期发生的冲突都与北汉有关。北汉臣属于辽,辽也尽力支持北汉,这样就形成了对北宋边境的威胁。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灭北汉以后,于同年六月下诏北伐,企图收复五代以来所丧失的燕云地区,此后数十年内,宋辽之间一直处在不断征战之中。由于宋辽关系的紧张,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于北部沿边镇、易、雄、霸、沧各州所置的榷场,不久就“罢不与通”了。(《继资治通鉴长编》卷18)此后双方边境贸易或开或禁,依边境军事形势的松紧为转移。直接从辽宋边境地区采购马匹变得十分困难,更不可能由北宋政府派遣押马官,带着钱物去辽国购买马匹。前面笔者提到“市马唯河东、陕西、川峡三路。”河东路辖境便在北宋与辽的北方边境上,此时,由于宋辽关系的恶化,河东路的军马供应基本上断绝了。北宋政府从辽边境民间走私贸易中也许会购得一些蒙古马,然而数量十分有限,无法填补北宋政府整个国家军队对军马需求的巨大空缺。民间走私贸易对北宋军马供应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三路少了一路,现在就只剩下陕西路和川峡路了。川峡路大致位于今四川、陕西省境内,也就是旧时秦马、川马的所在地。《宋史·兵志》记载:“旧川、秦市马赴枢密院,多道毙者。”因为川、秦所市之马,大多是在“茶马互市”交易中从吐蕃购得的高原马。这些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马匹,已经适应了高寒、低气压的自然环境,到了平原反而会产生诸多不适。平原的高湿、潮热的自然环境对高原马的呼吸系统的破坏是相当严重的。北宋与辽争夺的战场主要是华北平原,这种马连平原的气候都很难适应,就更不用说在华北平原上与辽军作战了。  

      陕西路在北宋初与党项羌族政权交界,此时,党项羌族处在李氏政权的控制之下,北宋对西夏李氏政权主要采取“招抚”的办法,通过加官进爵,以求形式上的臣属,这个时期的军马供应主要通过进贡和边境榷场贸易中获得。北宋建立之初,加封李彝兴为太尉,李彝兴于是向宋进献马匹300。又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奉率族人入宋,自动献出银、夏、绥、宥四州八县地方,愿意留居京城。(吴天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增订本,第18页)宋太宗亲自接见,授为彰得军节度史。这段时间,北宋与李氏政权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双方边境榷场贸易页一定十分活跃。大量的马匹被不断的补充到宋朝军队中,参与北方同辽军的战斗。太平兴国七年,正是辽景宗率三万大军分三路南伐之时,与宋军战于满城(今保定市西北部)。北宋则积极备战,大量购买能够胜任平原开阔地带作战的马匹。在无法从辽国境内购得大批用于作战的蒙古马的情况下,北宋政府利用同李氏政权的关系,从党项族购买同样能胜任平原开阔地带作战的西夏马(河曲马)就成了唯一选择。后虽党项李氏政权臣服于辽而不实心归宋,北宋则采取经济封锁政策,迫使李继迁向宋献马谢罪,乞求北宋政府开放陕西互市。此举让辽圣宗大为恼火,于统和十年(992)派韩得威至银州警告李继迁,李继迁托故不出,韩得威大怒,纵兵大掠而还。由此推知,北宋初年要从党项李氏政权那儿获得大量的马匹并不困难。北宋政府正是利用并存民族政权关系中的制衡因素来保障军马供应的。 

      “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的榷场贸易有了迅速的发展。宋景德二年(1005),辽在涿州、新城、朔州、振武军等地设立榷场;宋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等地设立榷场。榷场贸易不仅沟通了各民族人民之间的物资交流,政府也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其中就包括马匹交易。如景德三年(1006)宋规定:“凡官鬻物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秔稻,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橐驼,岁或四十余万。”当时,从双方边境榷场贸易中,宋购得马匹数量是惊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军马匮缺对北宋军队带来的影响。后经王安石变法,在全国推行“保马法”,使国家储备的马匹大大增多,可以为应急所需。“澶渊之盟”以后同西夏的关系也很密切。景德四年(1007),宋朝在与西夏沿边的保安军置榷场,并派官商以丝织品如“缯、帛、罗绮”等,易西夏人的“驼、马、羊、玉、毡毯”等。“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宋史》卷186食货下8)。天圣四年(1026),宋增“置保安、镇戎军榷场”与西夏贸易。北宋政府在与西夏边境榷场贸易也一定购买了不少用于作战的军马。这段时期,战事减少,各国关系趋于平稳,北宋政府利用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大量采购军备物资,从各个渠道购得马匹。边境榷场贸易虽未能获得一定数量的马匹,但由于是战时军备物资,各民族政权肯定有所控制,还有一部分就只能通过民间走私,北宋与西夏通过走私贩易货物的情况很活跃。西夏的马匹通过走私商人,大量流入宋境,而且马匹的走私是经过北宋政府默许或参划其中的,派官员赴西境市马,“许民私市”,“官偿其值”(《宋史·兵志》卷198)。官府鼓励边境商人进行走私贸易。这时期可征集的马匹数量增多了,供应渠道也广阔了,大大增强了与辽、西夏在边境上的抗衡力量,但这些措施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北宋军队缺马的现状。 

      宋景佑五年(1038),元昊自称皇帝,都兴庆(今银川市),建国号大夏。他即位后,推行反宋政策,此举引起北宋政府极大不满。宋仁宗“即诏陕西、河东绝其互市,废保安军榷场”。(《宋史》卷186食货下8)官方边境榷场贸易基本上中断了,大大影响了北宋军马的供应。此后,西夏连年对宋举兵,边境战火重燃,宋军败多胜少。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进攻王沿防区,王沿调葛怀敏等率兵抵御。宋军大败,葛怀敏等战死,余众9000余人、马600余匹为夏兵所获。(《宋史》卷289葛怀敏传)大小战事对北宋军马的消耗是十分严重的。两国交兵之时,西夏是不会把战略物资军马出售给宋军的,连民间贸易此时都会严格限制,要想从西夏补给军马供应是不可能的。自宋辽“澶渊之盟”以后,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改善,双方在边境增设了许多榷场,边境贸易非常活跃。宋辽长期和平局面期间,官方和民间互市不绝,盛况空前。通过贸易,北宋官方从辽买回布、羊、马、橐驼等。交易的数量往往也是很大的。据熙宁三年(1070)的统计材料,北宋每年从“河北榷场买进契丹羊、马数万头。”(《宋会要辑稿》职官21)西夏的马匹来源虽然断绝了,但北宋政府却利用“澶渊之盟”以后与辽国建立的稳定和平外交关系,从辽国购得大量的马匹,补充到与西夏交战的军队中去。北宋在陕西战场上使用的战马就是从辽国购得的蒙古马。这也是北宋政府利用并存民族政权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的又一范例。 
    前面笔者提到,在与辽作战而西夏边患相对减轻时,就大量购置西夏马(河曲马);在与西夏作战而与辽国关系缓和时,就大量购置辽国马(蒙古马)对西夏作战。那么当两国同时与宋交兵,北方马匹供应完全断绝时,北宋政府只好被迫从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买马。“熙宁七年(1074),熙河用兵,马道梗绝。乃诏知成都府蔡延庆兼提举戎、黎州买马,以经度其事。”(《宋史·兵志》卷198)公元1074年,宋辽自“澶渊之盟”以来首次发生从新划定边界的事件。辽道宗借口宋在河东路“沿边增修戌垒,起铺舍,侵入彼国蔚、应、朔三州界内,乞行毁撤,别立界至。”(《契丹国志》卷9)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边境贸易一度中断。与此同时,西夏不断攻扰北宋边境城镇,自熙宁二年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以及“请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不断向北宋提出无理要求。北宋政府于熙宁三年,禁止河东、陕西边民与夏人贸易。“西夏复举兵入环庆,攻大顺城、柔远砦、荔原堡、怀安镇、东谷、西谷二砦、业乐镇等地。”(《宋史》卷486夏国传下)此后,“岁赐既罢,和市亦绝”(《宋文鉴》卷55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西夏马匹供应地都对北宋政府停止供应马匹,无奈,北宋政府只好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购买“体小肌健,耐力颇强”的西蕃马。主要用作军备物资运输的优良驮畜。“熙宁六年,陕西诸蕃作梗,互相誓约,不欲与中国贸易,自是番马绝迹而不来。明年朝旨委成都路相度,募诸色人入诏,招诱西南夷和买。”(《云南买马记》杨佐撰)峨嵋进士杨佐应募出使云南招买战马。这些材料足以证明,当时北宋从西南购买战马以应付日益紧急的北方边境形势。这种小型马虽不适宜在开阔的平原作战,但由于耐力好,因此是军中必不可少的优良驮畜。这也很好的证明了北宋政府在复杂的边际形式下,利用民族关系制衡因素解决军马供应难题。
    编辑:秋痕

    论北宋军马供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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