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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 2006/11/9 9:26:32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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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谈到武状元,人们常常要问什么是武状元?武状元就是在封建社会中,武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选拔出来的或者经皇帝认定的第一名,或者称为一甲一名武进士,这就是武状元。单就这个解释来讲,人们还会进一步问什么是武举呢?另外,既然称最高一级,显然还有其他级别考试,那么,都有什么级别呢?所以,要谈武状元,少不了要对选举、武闱、科考等等有关情况都有个了解和交待。自古以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存在着文治武功。人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以文教佐天下”也就是教化民众、维持社会太平;另一方面“以武功戡祸乱”也就是保护国家安定、巩固国家政权。一文一武,相得益彰。那么,是不是从来就是文武两途,各不相扰呢?要想讲清楚武状元,就得分别讲清“武”、“武闱”,而后“武状元”就自然而然清楚了。

    一、从“武”说起

    武状元是武科举会、殿试选拔出来的全国第一名。科举制,是在中国历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中的颇具影响的一种,而武科举是科举制中冠以“武”事的一个特殊的门类。什么是“武”呢?就是与“文”相对,关于军事和技击的内容。自盘古开天辟地的上古历史时期“武”就业已存在,迄今为止它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远在人类神话的历史初期,天、地、人三皇治世,唐尧、虞舜、夏禹、殷商、姬周五帝为人君。在人皇氏时,混沌初分,“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不能不采用“穿地为陷”、“以石为兵(器)”、“削木以争”等各种自卫的方法,人类不能不与禽兽竞争以图生存。人皇氏依“山河星斗之像,沙虫猿鸟之形,据其部位、仿其动作而衍演成为拳脚技击。技击则以力为之主,智为之辅;以本身性灵,斗志角力,自然发挥。以四肢之运用,与禽兽抗衡。”由是推进而及于刀矛之属,以开后世“武”艺之风。人皇氏为中华“武”之鼻祖,亦称人祖。至于说到军事争战,首推众所周知的黄帝大战蚩尤于中原。轩辕黄帝自昆仑东下,其征伐之族众,固非武力不能平,否则,华族不能为东方大陆之主人。因此可以说,及黄帝造兵器、制舟车、以伐蚩尤,实为环境所不得已,亦华族自卫也。然而华族确有“武”之可能,当时,已经有了弓箭等兵器。譬如:史书上记载的轩辕黄帝有二位大臣即“夷牟”和“挥”,而“夷牟为矢(箭)”、“挥作弓”。原初之矢,掷之以徒手,原初之弩生于弓,而弓生于弹。“弹”就是古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所述的情况。羿说:“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注的。”于是,“令合弓矢而教之射。”此所以“平原易地、轻车突骑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也,长短相杂、游弩往来、就相薄也”。可以看得出我国五千年文化历史初期阶段,“武”事兴盛。如前所言,人皇治世,发明拳勇;伏羲之际,即创干戈;奚仲始制车,轩辕则造弓矢、建六师、习战阵、战中原、戮蚩尤。可谓“逐鹿中原、国运昌隆;威被遐荒,四夷内向”,“武”功卓著。这时期是文武合一,为官者“出则为将,入则为相”。《书经》中记载:“若乃文乃武,相与并论”。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备。”管子曰:“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

    “武”就是这样慢慢地来到了人间,“武”之秀出于众者也由此脱颖而出。

    二、“武闱”溯源

    我们明白了“武”之渊源,要了解武状元,还需要了解产生武状元的武科举。武科举是中国古人施行的诸多选举方式中的一项。谈到“武闱”,“闱”就是科举时代对考场的称谓:“武闱”,因为一般在秋季举行,也称“秋闱”。因此,武闱或秋闱也就是武科举。我们也还要了解武科举制度及其演变过程。在“天下为公”的古代,原始社会的首领是由部落联盟中实行“举贤授能”的民主制度产生的。低下的生产力迫使当时的人们必须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人们推选具有生产经验的劳动能手、具有强健体魄又有指挥才干的人充当本部落联盟的管理者和保卫者。《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普施利物,不守其身”,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据说尧对鲧并不信任,但由于“四岳”极力推举,他不得不同意让鲧去治洪水。这都反映出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的本质特点。这就是选举的第一个时期“举贤授能”时期。在这个时期,文武尚未分立,兵士就是务农的民,而务农的民也就是士兵。文武不分,历史上称其为军事民主期。接下来的是“世卿世禄”的时期,历史上称为世官时期。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按其血缘关系分封高下不同的官职,王朝中的公、卿、大夫等都相应地分封土地、臣民,作为食邑,世代相传,叫做“世卿世禄”制度。还有所谓“乡举里选”的说法,就是指这些受封食禄的贵族在自己的分封范围内,输送统治百姓所需求的人才的荐举制度。这样,只要是贵族后代,即使是无能之辈,也能占据高位。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了在大动荡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莫不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招揽人才,竞相招贤养士。这就进入了“招贤养士”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等等分别有食客,数量达几千人,这些都反映了风靡一时的“招贤养士”的时代风尚。随即,“武夫以军功起家,不谙理民;文臣则以荐察出身,不习战阵。文武两途,由是而分。”秦朝率先在统一战争中选拔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并实行“王者不却众庶”的政策,进行了选举任官上的改革,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汉朝建立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选举制度逐步确立。历史上称其为察举制时期。“征辟察举”成了选拔官员的新潮流。汉代的选举制主要有征辟和察举两种。“征”是皇帝征用社会名流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置府辟吏”,即中央的高级官僚或地方的辖官可以征聘属吏,然后向朝廷推荐。由州、郡地方长官在各自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朝廷,所以又叫察举。汉高祖下过求贤诏,汉武帝又诏令天下察举“茂材”。茂材就是秀才,即优秀的人才,据说是因为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秀”字,改秀才称为茂才的。当时的察举已经很盛行了。被荐举者要经过皇帝“策问”,然后按等第高下授官,这就是所谓“射策”。“射策”类似抽签考试,由应试者用矢(箭)射简策,并解释射中的简策上的疑难问题。据《礼记·射义》记载:“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射策是将各种考核融于“射”之中,以“射”察“礼”才是真正的考察目的。“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水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以礼乐寓于射之中,以策问考察与试者的为官素养与治理能力。秦汉时期,尚“武”之风依然存在,事“文”的士子们还是以腰挎佩剑为荣耀,时称“文士无剑不出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主要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做丞相后,为了招揽“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而首先提出“唯才是举”。作为选才制度,九品中正制要求中正官由朝廷选派,主管原籍各类人物的评议,将被品评人物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再分上、中、下,共计九个品级,按品级推荐给朝廷。但是,士族门阀地主阶级势力自始至终盘根错节,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扩大其所代表的新兴庶族政治势力,维护其统治的阶级基础,于是把选举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采用并实施科举制度代替了九品中正制。历史上称其为科举时期。

    三、“武闱”、“武状元”沿革与特点

    科举,也叫做“开科取士”,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世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科举包括文、武两项常科。这个制度,一般认为应以隋炀帝大业三年(607)设立文进士科为开端。对文进士科始开之年虽有不同说法,对武进士科始创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却没有疑义。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皇帝颁布谕旨,正式废止武科进士考试为止,武科举制在我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二百年。

    我国古代科举萌芽于南北朝,但在当时,武选举颇受压抑。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二月,因为考绩时“铨别选格,排抑武人”,导致羽林军千余人在洛阳发生暴乱。以后,经隋、唐初,到武后执掌权柄时,开始在长寿元年(692)大兴科举。武则天曾亲自出题考试,开了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的先例,此外,她还倡导人们学习武艺,长安二年(702)首次允许学习武艺的人参加由兵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名曰“武举”。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繁多,但明经与进士两科最受社会重视。唐武则天始置武举后,地方州、县,每岁一如明经、进士之法,公开考试选拔,送武举子赴兵部应试。考试科目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翘关等项。还有负重,即负米重五斛,行二十步考为中第。至于“身材言语”之选,则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统兵才干及可为将者。若文职官吏求为武选,则取身高六尺以上、年在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另外,考试中还有掌握特殊兵器等附加项目,如筒箭、机弩等。只要合格,不论出身门第、官位、家境如何,由兵部官员凭考试成绩,综合高低差异,分别抡才挑选,授予不同武职。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诏试武贡士。华州的郭子仪以“武举异等”中第,补右卫长史,累迁朔方节度使。在唐肃宗时,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遂成再造之功”,赐封汾阳王。只是唐代登科录中未记载武状元之事,也没有发现武科登科录。武举考试虽始于武则天,而终唐之世,也未见还有武进士科武状元之名。虽然有若干制科武选记录,进士科却尚未发现史料。但是,唐武则天终究举办了我国武举考试制度的第一次科考,此举不仅仅“混淆世族盘据”,也打破了腐朽的门阀荫袭世官的一统天下,开拓了“广收俊杰瑰伟英异之士”的新局面。唐朝的武科考每年举办一次,开科时间、间隔固定,确定了武科的“常科”特点,即“进士科”的特性。据说在洛城殿上,武则天还曾亲自阅试天下中式贡士。杜佑撰写的《通典》卷十五中记载武则天于载初元年(689)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另外,为避免考官利用特权,杜绝贿赂作弊,她还在科举史上首先下令在考卷上用纸糊上应考举子的姓名等个人资料。虽然此两项尚未形成规定和制度,但是应该说“殿试”和试卷的“弥封”及其在科考中运用,武则天也开了先河。

    五代十国虽设文进士科,却并未开武进士科。时至宋朝,武科举制度趋于完备。宋朝初年,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专横割据之祸,宋太祖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尚文抑武主张。宋太祖赵匡胤是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后又杯酒释兵权,将兵权牢牢抓在手中,他太知道把握军权的重要了。在他采用将武将养起来的办法后,怎么可能再招来一批呢。他宁肯充实加强皇家卫队,招募彪悍士兵来做自己的保镖。到宋太宗时,娱乐升平日久,武备愈来愈废弛,“业无可采,上马则陨”。以后又尚浮言、轻武备,武科久久不被人们所关注。天圣八年(1030),宋仁宗设武科取士,“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庆历三年(1043)五月,又下诏设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姜太公庙),此为我国建立武学之始。后来以朝臣吴育等奏疏反对,仅过三个月即废弃。庆历年间,皇帝下诏武科应试举人“先试以孙(子)吴(子)大义,以策对为去留,以弓马为高下”。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六月,下诏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中知“兵”者在武学内作为教授。生员经考试按等第推恩,有两省待制,或本省钤辖以上三人保举,堪任将领者,兼领诸卫将军。生员以百人为额。宋朝武举已经根本上改变了唐朝以前凭武艺选拔人才的作法,仅保留了骑、步射两项,而且科考用弓不超过当时军队所用的弓力,大大降低了臂力的要求。此外,宋武举还添置了谋略的考核、“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唐李问对》)经义理论的掌握、对兵书理论的灵活运用和解决当朝现实问题等为考试内容的对策。要是不能对《武经七书》烂熟于胸,通过经书大义和策问这两关就难上难了。因此,识文章、应策对成了入武闱的高门坎。由于“以策对为去留,以弓马为高下”,武艺高强而策对不入流的壮士被拒之门外。对于这类人,北宋时武进士科中特设了武艺“绝伦”科,在武举中设置绝伦科,是宋代武举的另一个特点。“绝伦”科举子的考试内容也有“策对”,只是在录取时放低了文章的标准,武艺考试要加试步射和弩踏,且使弓力也大大高于其他参试者。等到了南宋时,又将此科变为文武双全的优选科,终究断绝了仅凭武功入武闱的机会。由此可见,宋朝重文轻武,已经到了武举却要凭文章方能入选,才做得成武官的地步。这种情况延续到了明朝。

    北宋时将武举名列前茅者分为三甲,一甲一名武状元的名称已无疑,一甲二名和三名尚统称为榜眼,意指榜上双眼。直至南宋时才将一甲二名称为榜眼,而一甲三名则另称为探花。此后,状元、榜眼、探花的叫法再未改变。历明、清各朝沿袭下来。至此,武科举一甲一名“武状元”等名目已成定式。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又开武科解试,“武举解试始于神宗,三岁一试”。宋淳化年间还确定了考试弥封制。武科举、武状元从唐朝始设,至此,基本上完成了系统性、完备化建制的过程。

    自北宋仁宗赵祯天圣八年(1030)开设武科,到南宋度宗赵咸淳十年(1274)最后一科武举,共计开武举78科,产生78名武状元。宋代武举在唐代武举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完备。首先,宋代武举开始了殿试,整个武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解试、省试和殿试。殿试的出现显示出宋代统治者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其考试周期多为三年一次,亦有四年一次,也有第一次武举殿试与第二次武举殿试仅隔一年。从时间上看,宋代武举子是六月底在兵部报名后,八月考试。解试内容有二项,即考武艺和试文章。武艺以考弓马为主,先“步射”,后“马射”,由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具体承办,弓马合格,参加文章考试。文章考试先考策问,后考《武经七书》。省试在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内容与解试基本相同。殿试在三月至五月,由皇帝亲试,先由皇帝考查骑射后,再考策论,而武状元则是根据考生的成绩与皇帝的好恶而产生出来。

    其次,在考试内容上,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尚文抑武的倾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得能征善战的儒将,其结果是宋代的武进士与武状元的整体文化素质较高,他们中的不少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的在朝政上做出了成绩,如朱熠、蔡必胜等;有的还成为军事理论家,如华岳、江伯虎等,有的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如程鸣凤、许思纯、张建侯、厉仲方、周虎等人。

    再者,宋朝统治者首先建立了为武举而设的学校——武学,采用的教材是《武经七书》,使武举人才的培养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武学,作为纳军事人才的培养于教育系统之中的军事学校,是宋代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一个贡献,也是宋代武举制度臻于完备的一个例证。宋代武举制度也较注重相关法规的建设。南宋孝宗皇帝于淳熙六年(1180)颁布了武进士从军后在定级、授职等待遇的第一个法规——《补官差注格法》,此法大幅度地提高了武进士的授官阶别、待遇,对鼓励武进士从军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金朝武科举将武进士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金朝武举并不重视对兵书的考核,而只重骑射。所谓有关孙、吴兵法考试,十道题只要通过三道,就能评为下等。

    除五代十国外,元代是另外一个没设武科举的朝代。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元代不设武举,专事承袭”。元朝的统治者仅用蒙古人、色目人作为荫袭的武备官员,汉人则被视为可能造反的隐患,是极不可靠的潜伏势力。甚至于规定,汉人数家只允许有一把菜刀,铁制的器具似乎都存在着杀机。既不准汉人(包括未上阵的士兵)私藏兵器,也不准许他们学习武艺。汉人聚集在一起,因有谋反的嫌疑,也在禁止之列。自然不会有什么武科可言,也谈不上有武状元。

    明朝以文抑武,选举“陵夷”。《皇朝文献通考》中记载:“宋元以来,亦沿词赋策论之旧。至故明末,造取士则专尚文学而武备日弛,论官则争尚浮言而实政渐堕,人才盙窳,选举陵夷。”明太祖朱元璋揭竿而起,以刀剑夺取天下而称帝。他手下一大批武将也没有经过武学、考科举,全是无师自通,视武举无足轻重。虽然在洪武二十年(1387)“从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其武臣子弟令于各直省应试。”但是并未施行。至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昭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略出众者”在“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至弘治十七年(1504)“改定武举三年一试,张榜赐宴。”只是主考官全由翰林院文人担任。最后一个明朝皇帝思宗于崇祯四年(1631)亲自阅视武殿试,他越来越感到以文章取武状元,授任武官,实在是“本末倒置,无过于此。”即使到明末,重在武艺臂力还是策问韬略之争,依然未休。明思宗下谕:考试武人就是要以技勇为主,如果有方略,即使是文字粗陋一点,也要录取。崇祯十四年(1641),皇帝已经深深领悟,得有奇谋异勇的武将来护卫朝纲,诏下,而无应试者。两年后明王朝灭亡了。人称明朝武科举仅用“陵夷”二字。

    清朝是武科举鼎盛时期,也是衰亡时期。清沿明制而采取文武并重的办法。满清是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崇尚武功是根深蒂固的。此外,从入关建立大清国,内外战事不断,武官战将的补充、内外战争的需要使朝廷不能不重视武备;而笼络汉族人中“武可拜将”的杰出人才也是维护一统的需要。顺治三年(1646)朝廷同时开始文科和武科考试,武科与文科一样,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一般三年举行一次,有新皇帝即位或皇帝、太后大寿庆典,另加恩科考试。考中者,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名。武童试分三场:头场马射,二场步射,合格者再试硬弓、舞刀、掇石,头二场称为外场。三场原试策论,后改默写《孙子》、《吴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等武经七书,称为内场。经县试、府试合格,方能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武科乡、会试三年一次,顺治元年(1644),“定武举会试于辰、戊、丑、未年。各直省武乡试于子、午、卯、酉年”。武乡、会试都分内、外场。外场考官,顺天乡试和会试,钦简大学士、都统四人担任。内场考官,顺天乡试以翰林院二官员为正副主考,进士举人出身的京员为同考官。会试则以“内三院(翰林院等)二员为主考官,科臣二员、部臣二员同考官,御史二员为监试官”。各省乡试,以总督为监临,巡抚为主考,科甲出身的同知、知县四人为同考官,本省总兵一人同考外场。顺治二年(1645)规定:头场试马射,二场试步箭,再开弓、舞刀、掇石以试技勇。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顺治十七年(1669)曾停试技勇,康熙十三年(1674)又恢复。乾隆二十五年(1760),改为马、步箭各发六矢,增马射地?一矢。马箭以纵马二回发六矢,中三矢考为合式,缺一者不准试箭。步箭射三十步外布侯,发六矢中二矢为合式,缺一者不准试弓刀石。“弓必三次开满,刀必前后胸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三项必有一、二项合式,方准入三场。三场为内场,清初试策二篇、论一篇,康熙四十八年(1709)规定,以《论语》、《孟子》、《孙(子)吴(子)司马法》出题,改试论二篇。嘉庆十二年(1807)、以应武试者多不能文,又改为默写《武经》一段,百余字,即日完成,不能书写或涂写错乱者为违式。武乡试中额,康熙二十六年(1687)定为文乡试中额之半。雍正、乾隆时,以陕、甘健勇多于他省,两次增额20名。武会试中额,少则100名,多则300名。康熙三十三年(1694),内场分南北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改为分省取中。

    武殿试亦三年一次。顺治二年(1645)定会试之后,在当年十月份内举行殿试。以内阁、翰林、詹事各部院堂官四人为读卷官,兵部满、汉堂官为提调官,御史为监试官。初制策题标目进呈,由皇帝钦定三条。试策后试马步箭弓刀石,历时二日。武殿试虽先试策论,后试技勇,录取名次先后,却以技勇为准。道光十三年(1832年),宣宗即有此诏:“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其弓力强弱,尤足定其优劣。至马、步射本有一日之长短,第能合式,即可命中。”“默写《武经》又其余事,断不能凭此为去取。”历科一甲武进士,均从能开十二力强弓的中式武举中挑取。试毕,由兵部将记名武举缮写名单进呈,再由皇帝亲定甲第,交读卷官填榜。然后在太和殿传胪,一甲三名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一甲前三名,分别称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不得人时,一甲亦可不满三名。例如: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科、二十七年(1847)丁未科、三十年(185O)庚戌科,三次武科一甲分别只取一、二名。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恩科,仅取一甲一名,其余不补。以示抡才大典宁缺勿滥。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以武科“所习原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下诏“永远停止。”武科举历唐、宋、金、明、清等数朝,至此,寿终正寝。

    以上是武科举历朝特点及始末经过。在此应当说明一下,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即从武科首创到随社会发展而不能不走向衰亡的历史进程,决非仅有武科举一条武生仕进之路。此外还有军功、赀选、征辟、荫袭、恩赐、特招、捐纳等等方法。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武科举为普通人家的具备高超武艺的平民,也提供了竞争的机会。相对而言,也只有武科举是通过考试一决高下、分别按不同等级选拔、使用人才。所以,人们仅把武科举视为正途。

    四、武状元若干现象评析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创造了大量的、令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人类文明。科举制是中国创造的一项人事选拔制度,武科举则是中国在军事上选取武官的又一个创举。不论“应运而生”的武科举随封建社会的需要而诞生,还是最后成为历史发展的桎梏而被废止,这其中上千年的历史也是值得人们研究、反思的。其中产生的数以百计的武状元也是研讨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没有武举制的时代背景条件,武状元就没有了社会基础;而没有当时当地等史料支持,武举制就如空中楼阁,成了海市蜃楼。要把握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窥一斑而知全豹,则不能不算是一条捷径。我们知道,武状元是武科举时代中的佼佼者。在我国古代,称考取武进士为“跳龙门”,李白曾说过:“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而通过殿试作为全国第一的武状元,则被世人叫做“独占鳌头”,应该说,是武闱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武状元”是对武科举最高一级考试——殿试后,皇帝对贡士中选定的一甲第一名赐予的称谓。“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朝时,举人赴京应兵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是郑合敬《及第后宿平康里》中的诗句。唐朝称第一名为状头。有的说是因为赶考举子需呈投名状,首者为头;也有的说张揭榜时,金榜之上位居头名,故称“状头”。到宋朝定制后,将“头”改为“元”。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状元、榜眼、探花”条的解释是:“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由是状元一词沿用至今。据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中记载,进入科举时代后,殿试最早出现于唐代武则天载初元年(689)二月。也有人指出远在实行科举之前的公元前165年,就曾发生过殿试的情况,在汉文帝十五年策试中,晁错名列前茅。据《汉书·晁错传》中记载:“对策者百余人,惟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然而,这些殿试仅仅在偶然的情况下举行,并没有形成确定的制度。殿试形成制度化是从北宋开宝六年(973)开始的,以后一直到清末,持续到科举制度的最后终结。武状元始终是科举考试中最辉煌、最荣耀的一级考试中的幸运儿。以武艺求功名的人经过层层筛选,在皇帝亲自认定之后才得中武状元,真可谓是万里挑一。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夺得武状元是非常难的,事实上,皇帝设科取士也有此意,不知有多少人为了科场上一举成名而奋斗多年,追求一生,都未必能够实现其梦想。本书搜集了自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后1200来年间出现的有案可稽的一共282位状元。其中唐41人(包括武制科进士),宋78人,金1人,明53人,清109人。另外加上大西国1位武状元、太平天国的2位武状元。据统计,平均每不到五年,中国才出一位状元。这个概率是很低的。自唐至清开科取进士人数约以万计,由此可见,武状元人数仅仅与进士人数相比.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苏子瞻论历代取士时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唐朝科举制度距今较为久远,科举取士自那时起已经成为封建社会选官授职的主体。武状元是科举制下选拔出来的武艺上的精英,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意图笼络的人才。从某种角度上说,即使将这些人才豢养起来,总比留在世上谋反生事强。封建统治者对炫耀武状元是极其重视的。武状元桂冠的荣耀、身份的高贵与地位的显赫,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极具诱惑力的最高恩赏形象。从历朝的抡才大典、金殿传胪不难看出,“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因为,凡取得武状元者,立即成为朝廷武官。特别是清代,凡取得状元者,马上由平头百姓“释褐”,成为正三品将领,不是授予参将,就是紫禁城中的头等侍卫,成为高级武官。

    武状元是在大量的武举子里,经过“万里挑一”选拔出来的。那么应试武举子的都是什么人呢?换句话说就是武科考所面对的是社会上哪一部分人士。我们知道武科举对于应试者也是有限制的,要查明身世、家庭等,如果是从事被人们所不齿的行业,或出身于囚犯、罪人等,都不允许应试。朝廷兴武举主要是面向官员的子弟。唐朝主持的武考,考生须是交纳贡税达十三年的六品以下文武官员年满十八岁的子弟,及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勋官的子弟。宋太祖、明太祖都把武举考试作为给武将子弟授官的机会。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从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其武臣子弟令于各直省应试”。可知,皇帝的意图是为将门之后,给予他们除承袭之外又一条在朝为官的出路。

    而今,在分析武科考应试人士时,说法大相径庭。一种说法是,只有豪门富足的人家才有可能应试武举。理由是练武功是要吃饱喝好的,空着肚子如何练功。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哪里来的力气再练武艺呢。因此,提出了“富武穷文”。另一种说法恰恰相反,认为练武的都是穷苦人家的。要念书就得要请先生,有钱人家请得起家塾教书,买得起书籍。穷苦百姓连书都“有办不至”,只有凭一把子力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凭强壮的身体谋得一官半职。两种说法看起来各有各的道理。但按此来分别,都有难以解释的部分。如果说只有家境富足才能练功,又怎么解释撂地摊、摆武场的艺人呢?如果说练武的都是贫苦百姓,又与史书记载的武状元中将门虎子之说截然相反。

    除以上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当时,人们常常把应武试者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学业无成,再谋官职无望的纨绔子弟;一种是知识贫乏、四肢强劲的好斗之人;只有最后一种才是武艺过人、立志报效国家、光耀门楣的武士。要了解应试者的状况,也要明白从事武备的官员在封建时代的地位变更。一方面,在封建统治王朝未成立之前的争战时期,将帅士兵是很得宠信的,正可谓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时。一旦夺得天下,马上变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因此,就有了“(飞)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或者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说法。在战争结束后,皇帝夺了武将们的兵权,把他们养了起来;如果偶有嫌隙,曾威风凛凛的武将就有成为阶下囚的可能,乃至掉头的危险。可见,武将的地位不为人看重,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武举人、武进士们,在非战争时期,待补缺的人多而官位少,有的甚至终老不得补。在清朝晚期,江西巡抚、两江总督沈葆桢在上奏废黜武举时写出了一些武举人渐成为社会上的流闲阶层。“归标效力者尚能束手自爱,勉就范围而无事;家居者往往恃顶戴为护符,以武断乡曲,盖名虽为士,实则游民……”。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在“停罢武科”议中更为直接地指出:“凡武生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由此可见,一方面反映出武科已无不废之理,清末停废武科,实乃“穷则变通”之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应武试者不同的情况有着一定的历史因素。

    在封建社会,无论怎么说,相对文治而言,社会上已形成对武备轻视甚至可以说鄙视氛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重农轻商的观念。比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可怜的轻商观念来讲,对“兵”的鄙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是个集中的概括。重文轻武的想法使许多人在谋取仕进时,常常在“从文”不成之后,才把“事武”当作另一出路。在陈耀清的《中国宜重武功论》中记载:“中国自古以来重道而轻艺,重文而轻武,以其重道而轻艺也。……且夫同一状元也,文则名震四海,荣耀一时,朝野皆企其才华,妇女皆仰其丰采。若武(状)元则以纠纠目之者有之矣。同一大员也,文则功不必著乎旅常,威不必行于薄海,亲友皆赞其学,里党均引为荣。若武职则以卑卑视之者有之矣。”而正因为封建社会“重文轻武”,唐以后尤甚,如果武将没有盖世之功,如郭子仪“再造唐室”之功等,则不能为整个社会所瞩目。反映到史书上,就是他们的事迹除出类拔萃者外,很少能纳入史册中。又由于他们的职责就是打仗,大多数不能远离生死之地的边疆战场,即使父母年迈、病患、乃至死亡,武将大多是不能回乡侍候、服丧的。再加上众多战死疆场,很少能衣锦还乡,因此,在地方史志上也难得为他们树碑立传。不过,由于他们马革裹尸、战死沙场,武将往往都会受到家乡的人们尊敬与崇拜。

    人们可以看到,历代武状元当中既有文韬武略、德才兼备的将才,也有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马弁;既有为中华民族、为国家甘心马革裹尸,效死疆场的英雄人物,也有玩忽职守,身败名裂的落败之人。但是,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武状元乃至武科举,对今天来说,还是值得我们记录下来和进行研究的一种文化财富。武状元的材料搜集、整理工作是人们研究的基础。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介绍历代状元的书籍,大多仅对历朝历代的文官科举制度不厌其详、连篇累牍地撰述,对武科举、武状元或不提,或一带而过,更少有专门介绍历朝武举武进士的书籍。唐朝流传下来的史籍,尤其是“武甲登科录”方面的史料相当少。此后,宋朝的武闱资料繁杂,元朝的武科废黜,明朝的武举时断时续,只有清朝相对而言较为重视。而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尘封良久的中国武文化应当得到发掘。我们应该从“扬弃”武文化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围绕武状元得以生存的环境状况和相关的历史背景,对武科举中的武状元全面、整体地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古老且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度中的历史经验、传统文化服务于当前的改革时代的需要。

    五、“武闱”、“武状元”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最终消亡迄今为止尚不足一个世纪,武科举制废止至今恰恰百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科举考试史存在的时间之久远,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通过考试选取和任用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应试人员的选举方法,对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西方有不少学者承认,给所有人应考竞争的平等权力,远比充满虚伪和谎言的西方竞选要好得多。他们甚至于认为,“考试的发明,在典章制度领域里推进了人类文明”。他们中间有人将科举制与中国的四大发明并列,合称为是“中华民族已经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五项重大发明创造”。在中华世纪坛,铭刻在“中华世纪钟”上的20世纪大事中,已将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作为此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足见科举制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科举制,这个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文化现象,一个原本比较接近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今已经变得是那么陌生。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而为了古为今用,我们就需要进行发掘、整理与研究。要“以史为鉴”,在总结和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那些积极、进步的优秀文化传统,摒弃不适合时代要求的沉渣、糟粕。这是一件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的事情。对于武科举这个作为科举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武闱中的武状元现象,今人也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武科举如同文科举一样,在正反两方面对我国军事、文化、教育、政治、社会进步和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

    (一)包括武科举的科举考试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自秦始皇一统全国,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之后,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各式各样的一统之举中又一种新的做法。在选举察考的规模上,科举制是全国性的、影响到与武艺有关的各阶层人才的、由皇家集中统一的大规模的武备官员选拔。正是由于相对持续长久的选举传统文化,使我国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形成了由朝廷全面控制的武科考试制度。其次,封建统治者让内阁等中央管理部门商议科考办法,制定规矩,调遣地方层层选送,全国实行“抡才大典”,最后由皇帝亲自审定,这个过程也显示出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科考是作为非常重要的全国性的大事件。这样一个全国性选举的选用权在中央,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在封建王朝中,中央集权在科举相关事物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科举历史过程里,科举制及皇帝殿试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已然成为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教育考试中的一件极为重要的内容。隋朝统一中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试策(即时务策)方法选拔官吏,代替九品中正和州郡地方官的荐举制,从而把应考和做官密切地联系为一起。它一面使庶族地主可以沿着这个阶梯取得参预政权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从士族手里夺回选拔官吏的权力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唐武则天也有着同样的政治、文化等的要求,一方面她用酷吏、检举,明察秋毫,以刑赏驾驭臣下,一方面不惜人浮于事,大量任用官吏。通过科考改变了统治层人才结构,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发展了封建统治,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从历史上看,到了唐高宗时,旧时遗老承袭的封爵,阻碍控制朝政的武则天大展身手。面对新兴地主势力的兴起,守旧势力还占据要员的形势下,要实现政由己出,急需进行一项武备官员选拔的新变革。于是在武则天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武科举制诞生了。因此,武科举制的诞生恰恰适应了社会历史潮流发展的需要。

    在封建国家的政治大一统上,包括武科考的科考是起了巨大作用的。经部议和圣谕确定的科举考试有着不可轻易改动的科考内容、科考形式、考试时间。并且逐级在全国各地,按标准化皇家理念、步骤、行动来选拔合格的人才,再逐级呈送上一级。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央集权一统的皇朝统治。可以说每一次科考都是对国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巩固。历朝历代分散在下面的科考,如乡试,要由各省政府安排,朝廷则委派大员主持,谁都不可以乱了科考规矩,都按照同一时间、内容、程序进行。另外,不论朝代更迭,殿试总是要集中在国都即天子脚下举行,最后由皇帝亲自选取鼎甲,由此可见,殿试及其钦选的武状元更体现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身。总而言之,隋唐以来创立的科举考试的取士选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而武科举作为制度经反复奏谕而确立,及其在全国统一实施开来的过程,则又进一步促进了封建中央集权。此外,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积极因素,也在于科举制比较好地解决了加强中央集权与调动地方性政府及个人积极性的关系问题。科举自隋唐时期作为一项新的政治设施产生以来,由于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所以一直被以后各朝统治者所沿用。

    在封建国家的文化传播上,科举考试制度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如果想在武科举考试中通过文字策论关,使用汉字是最基本的条件。这在无形中促进了文字的统一、传播、交流。另外,从唐朝开始,来自全国每一个角落的举子们就有机会聚集京城长安。到了宋朝定制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武举子们集聚在都城参加武科兵部会试。在逗留京城期间,他们切磋技艺、交流武艺、相互学习,大大有利于武艺的提高和学问的增长。虽然各地都重视本地特殊的文化内涵,但是为了顺应国家的科考,不能不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准备。这就促使全国各地都鼓励学习皇帝所推崇的儒家经典,或者是《武经七书》等封建时代的经典,儒、武文化得到了更广泛传播。而这些源自全国各地区的武举武进士,授官后又被派往各地军事重镇,这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交流,统一的文化是国家统一、思想统一的重要基础条件。再者,有些有志于开化边陲的武将还将文治、武功都作为任职期间的事业,因此,文化的广泛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科举考试以成绩取人,调动了庶族中小地主子弟学习的积极性。科举考试制度激发了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壮年不断求得武学知识的欲望,以致出现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求知风气。因此,对于普及武学经典文化教育、倡导传统中华文化学习,武科举发挥了维护统一的重要作用。

    (二)武科举使武官选举制度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和标准化。早在汉武帝时,以武艺取才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以往的考试制度和面向社会选士中的察举都不大健全。即使“察举”发展到相对比较完善的九品中正制,“中正官”也由名门望族担任,旧门阀士族集团仍然控制着选举大权,为了适应封建门阀士族集团的要求,只能按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很普遍,即使有考核制度也难以全面实行。到隋炀帝时,开始设置进士科,但是,一直到唐高宗时,国家科举选拔进士仍然仅限于文科官员。众所周知,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因此,仅有一种文科举制度无疑是有缺陷的。运行单一的科举选拔制显然不利于国家的武备人才选拔与军事政治统治。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在长安二年(702),该年,武科举制度应运而生。武科举的创立和武状元的产生,使武科官员的选取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阶段。武科举制度的创立,是封建典章制度史上的大事,它完善并发展了古代选举制度,也健全、规范了武官选举制度。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科举时代之前,中下级武职官员的选取、任用,大多是通过武职官员、士兵,于战争中临时性的缺额时,从下一级提拔上来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行伍”出身。当然,个别的也有升为高级武官的。再有就是荫袭、恩赐、捐纳等等。尽管历史上“以武选士”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在武科举制创立之前,都是应临时需要而由他人或自我荐举来进行的,缺乏固定制度可循。将选拔武官的工作作为一项典章制度,恰恰是在武则天创立武科举之后,直到宋朝南迁后最终定制。武官选举制发展到武科举时代,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降低了人为的主观随意性,这应该说是在典章制度史上的一项创举。

    武举是制度化的选拔机制,这在古代被称为“常科”,其最大的特点是开科时间间隔的固定性,例如,唐代每年都要举行武举,到了宋代,武举开科的时间间隔几经变化,最终确定为每三年一次。类似科举时代的“制科”即皇帝心血来潮、随意选拔武官的方法最早肇始于西汉高祖十一年(前196),每次时间及间隔是不固定的,也毫无规律可言。武科举制是常科,有别于由皇帝特下诏、临时设置的、视需要而定的求才考试。武举重视武艺高强和臂力过人,有明确的数量标准要求,而“制科”总是特别注重文才和名声。宋代武科举制已经基本上完备,在考试对象、内容、方法和及第授官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有了规律性。武举存世一千二百年,在时间上仅次于文进士科。除文、武进士科外,众多制科考项目大多数在唐之后已趋于湮灭,到了宋时就已经成了历史。及至明、清代,国家科举取士惟重文、武两科,文即进士科,武即武科又称武举,文、武科的进士、举人被世人视为正途出身,非进士科出身的官员总觉得是为官出道上的一种缺憾。不仅皇家典章,而且地方省、府志等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载关于武科状元的情况。由此可见,武举是对古代社会影响较大的科举项目,除了文进士科外,恐怕就要算武科了。由宋朝到明清时,武举又发生了新变化,参加科举必从入学开始。科举与学校——武学的教育合流,学校储才以应科考。科举制实施中,或者家塾自学,则要求有武官身份的呈保,加上考生联保;或者参加武学进修则经过院试可以直截了当入考。从迈入科考大门第一天,就有了备选者的资格规定。总而言之,武科举考试制度将习武、读书、应试、做官联系成一体,使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科举人选更加标准化、规范化。武科举考试制度不仅克服了陈旧的、单纯以封建道德品行和家世门第录取人才的偏向,更重要的是,武科举考试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统一的内容、标准、程序、步骤,有利于评判的标准化和客观化,也就是无形中规范化了封建科举时代的考试选拔军事官员的制度。

    (三)包括武科举的科举提倡公平竞争,打破世袭常规,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封建社会初期,高级将领,恩赐世袭,所谓“将门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就是门阀、荫袭的选拔制。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因而成为国家机器中的腐蚀剂。只要是名门望族之后,襁褓中就有了爵秩;即使无功无德无能,也不失封官加衔,这不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所以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要使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便采取“举贤才”的特殊措施。《周礼·地官·乡大夫》讲到三年举行一次“大比”,以考查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的人才。《礼记·王制》提到“乡论秀才”,经过逐级选拔,有所谓俊士、进士等名称。《礼记·射仪》还提到诸侯贡士于天子。这些说法虽然不能说明先秦有贡举制度,但是后世科举制度上的一些做法和用语,有的就是采用这时的术语、方法。但是,即使较为完善的九品中正制也改变不了名门望族这股势力的干扰。中正官评量人物往往以门第出身为惟一标准,“高下逐强弱,是非随兴衰”。而所谓“强者”、“兴者”都是士族地主的子弟,因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种由士族地主垄断选举的局面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言。打破世卿世禄的荫袭制,使庶族与士族具有同等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所难免,这成了当时封建统治保持活力、网罗天下英才、提高效能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要求。

    隋唐以来的“进士”与从前的州、郡地方长官推举的不同之处在于:进士由州、郡策试后,再由朝廷举行策试,以策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而以往以德行或门第出身为重,州郡推举后,即使经过朝廷策试,考试成绩也不作为录取的惟一标准。武科举的产生使选官准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武艺高下、策对优劣成了选材的标准,再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条件来替代这个标准的主体地位。武科举从一开始就将考试成绩如何定为选拔武备人员的标准,再没有什么血统、门第等等的附加考核条件。即使出身豪门,只要通不过科考,也成不了武进士,也不具备作为武职官员资格。在此时,真正的武艺本领是竞争的本钱,不再给考官偏向的理由,每个举子有了相同的机会。真才实学的将才脱颖而出,所得到的任命建立在能力的基础上,免除了尸位素餐的无用之徒,促进了人才能力发挥。当然,任何事情都不会纯粹,有了公平的制度,挡不住总还会有考官因私心杂念而徇私舞弊,也会有考生夹带抄袭、枪手替代事情发生。但是,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公平、均等的大氛围。首先,武科举选拔的公平有利于人才显露头角。只要参与竞争,人人机会均等,再不会被埋没下去。这可以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挥更大的个人的创造能力。其次,人才也是一个资源,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具体现实,给所有参试者一个竞争的可靠保障,将科举此项制度化就是对人才资源的保护。再次,从各自结党营私,招兵买马,门阀林立,改变成天子一统考试天下,武进士全是皇帝的门生,教育的最高统辖权、任命权尽归中央,统一在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这免除了朝廷内外的帮派勾结、门派蝇营狗苟,使考试得以公平竞争,脱离了市俗、门派、腐败等的干扰。

    (四)武科举制如上所言,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样,它也是一项颇具影响的教育考试制度。在科举时代,从习武艺、读武经,到应考,再到最后获取官职,取得社会地位这三步之中科考是发挥主要作用的关键一步。武学包括在科举考试之中,由地方教育机构举行的院试是进入科考的初始考核之一。自隋唐以后,古代中国的所有教育内容都与科举考试相关,科举也是一种古代的求学、进取而授官接续的教育考试。由于持续长久的科考的存在,中国已经从原来初期科考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形成了大规模全国统一考试的传统办法。在科举考试中所采用过的常规手段,有些如弥封、定额、监试等仍然保留在当今的考试中。有些则发生了变化。如过去考罢射箭,合格中式者由考官在脸上盖上印,以示合格。后来考虑有失大雅,改为印在臂上。而今有了身份证,放在考桌上,一样可以“验明正身”。后来,科考内容、办法等多次变更,科举与教育机构有一致之处,也有其相悖的地方。在唐朝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当时,因谏议大夫田登上奏:“兵部武举,人持弓挟矢,数千百人入皇城,恐非所宜。”“(皇)上闻之瞿(惧)然,乃命停武举,从之。”而后,在宋、明、清等朝也曾有大臣上奏请停武举,理由各异。只到清朝末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藤、两广总督专春焰、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上奏,请停止科举。他们认为:从世界上人们看到强盛之源在于创办学校,培养人才,而中国则相形见绌,所以他们认为:“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因此他们要求:“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清朝廷迫于形势,光绪二十七年决定停止武科举考试制度,后来又在光绪三十一年将实行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制完全停止。可见,科举在古代社会的教育活动中是重要的,不论褒还是贬,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科举考试制度对封建社会阶段的教育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其主要影响有几个方面:首先,科举考试在促使人们接受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人们致力于《武经》的阐明和解释,及着力于射箭角力时,人类发生的科技进步在不经意中被弃之脑后了。其次,科考,在所有考生面前展示了一条求学、科考、谋官之路,避免了不公正的干扰;但是也造就了一批求学就是为了科考,就是为了做官之人。这种读书做官的观念一直错误地引导着求学的人们,产生着曲解人性的作用。再有,科考意味着朝廷鼓励人们求学,客观上也促进了私塾、书院、乃至官学的发展,形成了强调学习文韬武略的传统;但是也使人们全身心投入如何应付考试,考试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世载堂杂忆》中记载:“科举肇兴,小学制废。抱高头讲章之学者,皆聩然不识字之人。迁流至于今日,几以文字蒙求列为大学之课本。科举时代,唯求科名,不重根源,实阶之厉也。”人们不再注重素质、能力的提高,心甘情愿地被考试所摆布,这种弊端蔓延至今。从教育的这几个方面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必要。

    (五)科举制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乃至中国近代的日渐衰微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进入科举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时,世界上西方大量运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于军事领域,而封闭的中国封建统治者恰恰忽视了自然科学技术的采用。首先,封建统治者采用墨守成规的科考制度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的,在武科举考试上更重视愚昧的政策。所以科举考试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它的负面作用。清初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兖州王伦起义,清廷兵将最后就凭火器优势才将起义镇压下去。于是,乾隆帝下谕:“鸟枪虽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山东王伦之变,幸群贼不谙放枪,易于剿灭,此显而易见者。”因此,惧怕平民掌握火器,宁肯让武科出身的官员面对火器束手无策,也不列入科考范围。一直到清末,面对外来入侵的坚船利炮的危机,武科举依然是马步箭弓刀石,一成不变。其次,科考使人们疲于奔命,不求进取真正的知识和增长本领。它助长了倾心于科考的社会风气、投机取巧应付的侥幸心理,以致钻营舞弊的恶习蔓延,而且这种恶习连绵不断,愈演愈烈。未能真正实现以知识、能力录取人才,反而走向了死记硬背、抄袭枪替的死胡同。人人死记硬背《四书》、《武经》,看不起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也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指着他的《天工开物》说:“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明朝李时珍撰成《本草纲目》,他的儿子把这本巨著献给朝廷时,明神宗批示:“书留览,礼部知道。”随即束之高阁。当时钻研自然科学,在崇尚科举中第的社会上不仅仅是要丧失获取功名利禄的机会,甚至还要遭受到思想上打击、压抑。

    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法国著名作家雨果也曾说:“像印刷术、火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中国古老的文明没有能够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究其原因,当然不能说只是武科举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应该说要归结于中国小农经济与家庭作坊业式的难以打破的自然经济,归结于具有完备的严密的封建典章制度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隔离、对科学技术采取粗暴贬斥态度的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长期实行,恐怕也应该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六)武科举仅凭一次考试来判定一个武士的全面能力,实际上也是有缺陷的。道光皇帝曾评价武举射箭,认为一次考核有偶然性,只有开弓、舞刀、掇石这些较力是不能弄虚作假的。我们说,射箭中靶确实有偶然性,不能凭一次定夺,而未经战争实践,考生带兵作战的实战能力仅凭一次科考就更不可靠了。同样,即使武经七书背诵得滚瓜烂熟,到战场上也不一定能运用自如,考试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至于军营整饬,未进过兵营的武状元更是一窍不通。清朝康熙戊辰科武状元王应统,就是因为康熙帝视察他统领的军营,以武备荒疏、营风不整将其逮回京城问罪,后被处死的。武科举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使得出身武鼎甲的总兵王应统断送了性命。经过武艺阅视考核的大多数武状元有可能是一员战将,但不一定是领兵实战的好手,更不用说让他们统帅三军了。缺乏实战经验更是未经战场考验的科班武学出身的武举子们的弱点。

    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它与学校设置的课程大致上是一致的,科举考试凭的是死记硬背武经。考试成了学习的惟一目标,一切都是为了考试,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武举子集中一切力量攻克与考试相关的内容。这种一边倒的畸形发展不利于真正能力的发展,武举生员们掌握不到真正实用的武艺韬略。在我国历史上,武举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就是造就的出身武举之人包括武鼎甲大多只能是骁勇之战将,而决非运筹帷幄的将帅。由于他们淡薄了武官的临战素质和实践能力,对战争驾驭能力必然受到限制。

    (七)武闱、武状元成为封建统治者愚民的御用工具。武举制度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而一直被皇帝牢牢把握,历代封建统治者以科举的办法,用功名利禄笼络、束缚世上有才华之士,消除人民大众的反抗情绪,达到其政治统治、思想控制的目的。在唐朝,对于唐太宗设科举,唐朝的诗人赵嘏就已经发出“太宗皇帝真长策,常使英雄入彀中”的感叹了。事实上,唐朝皇帝设科考武举也有此意。唐武则天设立武举既有革新朝政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培植效忠自己的统治势力。在宋朝,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丙辰科,由于文状元徐铎、武状元薛奕都是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宋神宗为此曾赞叹道:“一方(莆田)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在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统一全国的关键时刻,下谕在其统治区域开设文、武科,强调务求真才实学之人,其目的虽有招揽人才之意,但更主要的则是用来证明他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为其统一全国,重建封建统一国家服务的。明太祖视百官经宫门入朝,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在清朝,武科考自顺治入关到光绪年间,每三年举行一次,遇国家庆典之时特设恩科,使得自清以来一个朝代武科会试竟达109次,录取武进士高达8000余人,从未间断。如此广施“恩泽”,其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当时战场上已经用火器了,而武科考还在用弓刀石。光绪二十四年戊辰慈禧太后颁布懿旨“惟科举之设,无非士子进身之阶。”武进士只是在“录用后著由该衙门咨送神机营一体练习(枪炮)”。由此可见,考武进士仅为搜寻自己的爪牙而已,至于能用不能用则是以后的事情。《清史稿》232卷中记载:“顺治二年,江南既定,(范)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皇帝)从之。”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一直将科举作为一种控制民心的统治工具。因此,对荣登三甲之人也不可能予以重用,武举选拔的武状元被视其为一时之用的鹰犬是一个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慑于“武臣造反”,因而对武臣总不能释怀,唐代用宦官监军,宋代使文人知州,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武举、武进士的任用上,往往是在国家多事之秋,将帅乏人之际,委以重任,而在边事寝息,承平日久之时,便视如士卒,甚至弃之不用,清代即有武进士“终老不得补”的现象出现。这与文进士科出身的人升迁迅速恰好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考取的武进士只是看时势而用的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凡武状元则授予紫禁城侍卫,看起来是一种荣耀,其实只是为皇帝看家护院而已,而且也不是近身的亲信。在宋朝时的科举考中后授予的秉义郎、保义郎,在清朝时的头等侍卫、二等侍卫,官名各异,实质相同。清时,汉人武状元最高也不过是乾清门侍卫,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人。但是,这个愚民工具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众多武备人才为猎取功名富贵,沉迷于科考之中,精力、体魄都被科举功名所腐蚀、消磨,再也看不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科举又是一个双刃剑,客观上麻痹了人民反抗精神,诱使人才成为驯服工具,而不至于滋生对统治者的不满。

    综上所述,对武举制度、武状元现象一概肯定是不对的,但一概否定的评价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武举终究为封建王朝选拔了相当数量的武备人才,这是武举制之所以能存世一千多年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对于国家毫无意义,那早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被社会所遗弃了。清朝最末一榜文探花商衍鎏曾撰诗“唐明入彀英雄语,陈迹今朝事已非。科举仅余糟粕在,观人论世此中微。”到了封建王朝后期,毋庸讳言,武举制度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濒临衰亡之际所表现出的陈腐、落后、对社会前进的阻碍已经暴露无遗。但这并不能否定武举制度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而且对封建国家来说,这种进步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说为什么历朝历代高层武官很少以武举起家,武举史上也极少见到历史名人。我们认为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仅仅是武举制本身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待武闱武状元,做到“古为今用”。

    这里只不过是我们一家之见,对于我们这些并非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才疏学浅的人士来讲,只是想通过此书引起人们对武闱、武状元的兴趣。此书如果能在促进这方面的研究上有一点作用的话,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借此书为当前人事制度改革、考试办法变革以及其他与武科考、武状元现象相关的诸如此类的新改革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作者:王凯贤

    编辑:汀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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