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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创办人马相伯:曾教蔡元培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

    发布时间: 2014/3/19 0:03:2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文化报
    文字 〖 〗 )
    马相伯,1840年出生,1939年去世,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江苏丹阳人,近代中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也是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教蔡元培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重新过我的书呆子的生活。当时蔡孑民(蔡元培,号孑民——编者注)先生在南洋公学(即现在之交通大学)任教,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孑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繁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当时我住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个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议,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孑民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就选派了24个学生来学,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也和孑民先生一样,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我没法,只好教了。
      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我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说。4个月后,经过考试,他们居然都写得出来,说得出来,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他们全部学过了。我说:你们且慢,等待我教一点,你们才说。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在数理方面有了深造。 

      后来我又教他们哲学,凡哲学术语,一本拉丁,“不徒欲探欧语之源流,并欲探希腊拉丁人震古烁今之爱知学也”。
      从创办震旦到退出
      我教了24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而大之的必要,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专科学校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于1903年开校。我们当时以为这样的学校应该把范围放大,借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数种信条: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业是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从拼音字母教起,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则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给学生讲习,借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大家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当我创办震旦时,有些人若即若离地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于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
      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校方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
      复旦的创办
      1905年,复旦公学成立。初办的时候,学校经济非常艰窘,又没有校址。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大家决定了,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馥,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并请他帮助些许经费,他回电很鼓励我们,吴淞旧镇衙署照拨,并汇了两万银子给我们做经费。
      我在复旦(以前也是这样)对学生非常爱护,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有了困难,也常来找我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几乎要起哄,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道: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而是来求学的;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而应以社会为家庭……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的了。
      在我创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1872—1947)先生推荐给我。李登辉本是华侨,15岁赴新加坡读书,19岁赴美读书,27岁获文学士学位。1905年,他赴上海,担任复旦公学总教习,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于1913年我辞去校长的职务,李登辉便继任校长。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李登辉仍担任校长,复旦大学不断扩大。
      (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笔录。本文节选自《一日一谈》,該书已由漓江出版社于2014年1月出版)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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