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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思想家胡适(2)

    发布时间: 2007/5/25 10:05:5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新浪
    文字 〖 〗 )

    国家既处衰变之期,民众亦处颓唐之时,外侮日重,内乱频仍,国之不保,民之将堕,使有识之士,心有不甘,奋身跃起。像面对病入膏肓的病人,引得医手齐聚,于是各种方略纷纷出笼,胡适未必不知狂傲的龚自珍愤然后的谦虚:“何敢自矜医国手”。但良善之人,不能见死不救,何况国之将倾,在实用主义教育大师杜威那里得来的训练,配以胡适好名“做圣”的心态,于是他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

    先不妨切实地说,如果我们稍微放了眼光大胆去看,“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等方略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措施。这也是不发达国家在“被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紧急救援。但要使其完全康复,非动大手术,即最终迈向真正民主自由的制度不可,舍此别无他途。胡适的确是希望国民过上好日子,后来又与人献出一帖“好人政府”的方子,在我们这个惯弄权术,以玩人为要务的国度,除了可堪尊敬的书生之诚,实无它用。而胡适作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中坚,之所以不能在国人的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因素复杂,诚非三两句话能一网打尽。这可能与他不能像哈耶克一样,分析计划经济将“通往奴役之路”,从而将自由主义建立在经济基底上的深入分析有关,使其自由主义成了只与别的主义不同的另一个乌托邦,而他又不具备另外的乌托邦所具有的强烈的煽惑功能。国家多难,民多衰敝,因此用猛药者多,希藉此而一劳永逸,但猛药的副作用是,疗得眼前之病,而他病夹带而入,或许最终转为癌症,高手亦回天乏术。而胡适用的是调和之中药,药力虽有,且无副作用,但有几人能有这样的耐心和眼光,等你慢慢疗治呢?因此和者寥寥。

    不能去煽惑民众起来斗争,自然就不能顺应眼下民情,又要去“做圣”,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背时,而教育救国便是其背时的一个体现。胡适面对当时政府的腐败,国家内外夹击的困难,他走的是温和的保守派的道路,一方面痛恨政府的无能,但又不同意学生因此罢课而荒废学业。他多次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演讲,呼吁学生不要以罢课来作为革命的响箭,因此他认为“救国必须从自己下手”,而学生自救的方略则是“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并引用易卜生的话说,就是要自铸成器,国家民族方才有望。他认为法国生物学家巴 

    斯德和德国哲学家费希特就是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显例。胡适这些话对那些热衷革命的人来说,当然是冷水浇头。我们理解那些下猛药的人,但猛药的副作用,却没有人来管,则是不好的,只有等几十年后像韦君宜这样的学生老革命,来写《思痛录》以反躬自省。而胡适的观点素来被那些超越的不加证明的喜欢革命的人,骂得狗血喷头,包括一些借此吃饭的研究者,至今这种论调仍可谓甚嚣尘上。倘使革命成功后,革出了麻子甚或要了命,他也会说革命多好呀,我有麻子,你们有吗?我敢去找死,你敢不敢?换了正常而有理性的脑袋,我想没有人敢或者愿跟他们打赌,胡适便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人类文明和经验的传递工具,并且自身负有对社会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创造性,教育作为文化传承方式来讲,有其延续性和滞后性,因为教育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今世界风行终身教育,但终身教育却必须建立在一定的学校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无论教育怎么发展,总是有其难以超越的阶段性,比如人在哪一阶段学什么,世界各地的教育基本上有一个相对统一的规定,这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一旦在此阶段辍学或失学,其损失是难以弥补的。胡适的话与干革命的人,应该说两方面都有道理,而胡适的道理从文化继承层面上来讲更具有超越性,革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而文化教育则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唐诗它既属于唐代,它又有其超越性,而唐代的起义则就是属于唐朝,因为它不可能影响当今政局,至多作为历史的一个研究对象而已。也就是说教育有不囿一党一派的超越性,这在民主国家尤为明显,你不能说美国现在的教育是民主党(克林顿)的教育,而前几年则是共和党(布什)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教育救国不是一党一派的事,而是千秋万代的基业。

    胡适强调教育救国应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然后再履行自己的责任——救国,这是明智的选择,没有个体的进步,整体的进步就是一句空话。经济学家茅于轼有个很妙的、说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比喻:集体无饥饿,只有个体才会饥饿;集体没有痛痒,只有个体才有痛痒。意思是说,我们应该首先关注自己的痛痒,然后再及其他。这说明个体的利益与权利应受到保护,才是社会得以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如果教育不从个体选择及其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那么“教育救国”完全以集体和国家利益相号召,国家主义教育就会像一柄双刃剑,那非理性非人道的方面,就会形成二战前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以服从国家利益为最高旨归,剥夺受教育者自身选择的权利和自由,受害者终究是黎民百姓自己。胡适 “教育救国论”的根基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与其坚持自由主义的政治和哲学理念有关,由此,至少在理论上可避免统治者利用教育上的话语霸权,来实行教育上的独裁。

    如果说文学改革使胡适“暴得大名”,那么对传统国文教育的改革,便使胡适在教育文化界的影响垂诸久远。因为教育的改革是比文学改革更为广大而普及的事,杜威说得好,教育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早在文学改革之前,留学美国的胡适便参照西方现代文法,来实施对我国古文文法的改良,可说是国文教育改革的先知先觉者,他用浅近文言撰写《吾我篇》、《尔汝篇》、《诗三百篇言字解》等。他在最后这篇文章里说:“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统系之文法,则事倍功半,自可断言。”接着他又在1915年写了一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断论,文言是一种半死的语言,白话是活的语言,相应的,文言文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活的文字。下面要解决的便是,旧式标点中只有一个句号和一个逗号,所造成的对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胡适便与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等人一起参考西文的标点符号,而制定出我国新式标点十二种的议案,并在1920年颁行全国。其对文化教育普及的影响之深巨,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胡适在其中端的是居功至伟。他单刀直入地指出旧式标点符号的弊病有三:一为“常人不能‘断句’,书报便都成无用,教育便不能普及”;其二为“意思有时不能明白表示,容易使人误解”;其三为“没有标点符号,决不能教授文法”。新式标点不只是教授文法的基础,是普及教育的利器,更是建立“国语的文学”的先声。要打破既有的文言文的陈规,实施白话文之普及,由于难以找到一个“国语统一”的标准,就必须建立一个简便易行的仿效规则。胡适以一个文学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国语的文学”必须建立在“文学的国语”基础之上,“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后来他再谈中学毕业生的国文水准时,觉得对古文要求过高,降低了学古文的标准。

    胡适所谈的中学国文教育里,受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浸染,含着对学生能力的信任以及他们作为人的尊重,对今日中学语文教育仍有相当针对性的有两点:其一是特别强调实践的机会,因此后两年安排“演说”与“辩论”,在他看来,能演说与辩论的人,没有国文不好的,没有不会做国语文的。其二,他主张从古小说里理解古文,而不是从干瘪瘪的如林琴南的《古文读本》,这是实践他“文学的国语”的见解,因此他倡导用“看书”代替“讲读”。而我们现今的中学语文教育之不堪,简直到了要让人发疯的地步,语文教学之僵死呆板仿佛《聊斋》里的关于鬼的故事,实在让人恐怖;考试答题之繁琐无趣,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只配做一标准的考试机器,真可用残酷二字来形容。从《北京文学》到《滇池》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无一不是民情汹汹的讨伐之声,于此可观中学语文不得人心之一斑。但我们教育界的一些老爷们只管省事,哪管要给学生带来一点可怜的乐趣,与胡适倡导的“活的”中学语文教育相去何止千里。

    /冉云飞

    编辑:汀滢

    教育思想家胡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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