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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度与中国政治及国民性格(12)

    发布时间: 2011/12/1 14:28:1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北方教育
    文字 〖 〗 )
     4.科举制度与政治腐败 


        中国古代政治官僚腐败与科举制度有关是肯定的。是权力就注定要腐败,是制度就必然有漏洞。人类的智慧正是在不断的腐败与反腐败、钻漏与补漏之间发挥和较量。当察举、推荐完全变质的时候,科举考试制度应运而生。这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一种FAIR PLAY 的游戏规则。为了保证公正、公平,我们祖先也挖空心思。有些办法我们今天仍在使用。在宋代,发明了糊名制,把考生姓名糊起,使阅卷者无从作弊。后来还采用代誊制。考生答卷由他人代为抄写,以免阅卷之人从笔迹上辨认出考生。 


        既然中国读书人把科举当作谋生手段,又加上中国历代官俸很低,不能维持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开支,做官后贪污受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西方选举制的结果是富人当选主持政府,因此只有先求富而后才可以求官;中国不然,是先求官后求富。贪官多存在制度方面的原因。贪是对寒窗苦读的回报。经典上讲读书做官为了报效国家,匡扶正义,为民做主,但并不排斥由此给个人带来的名利和荣耀。虽然不能说废除科举就能消除政治腐败,但中国的腐败问题与科举制度确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却不容否认。 


        近年来中国连掀反贪风暴。所发巨贪如胡建学、胡长清、成克杰等,均出身贫寒,引人深思。胡建学是普通农家子弟,实属不易;据说胡长青是放牛娃出身,幼时无钱买鞋,常赤足。他们无不在当官之后疯狂敛财,肆无忌惮。贫寒子弟为官是否比富家子弟更容易腐败,是个值得研究的社会问题。 


        5.科举制度与经济、科技以及民主思想的发展 


        科举成为经济、科技、民主思想发展的阻碍,有以下原因。首先,科举把国民的注意力和聪明才智引向做官这一渠道,冷落了其他学科和行业,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观念和风气。结果中国最多的人才是文学人才和政治人才,而少有经济、科技人才和思想家。中国在科技、基础科学方面落后,是由于科举不考这些内容。数学家祖冲之、郑玄,建筑家鲁班,物理学家墨子,均远在科举产生之前。思想家也是一样。科举考试在唐代还考数学、法律及其它一些应用科学,后来逐渐变成以儒家经典为主,至明清则成了死板的八股考试,不允许考生思想自由发挥,这大大钳制了人的思想。中国学术思想的奠基时代,是在春秋。此后再也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儒家无人超越孔孟,道家无人超出老庄,兵家无人超出二孙,法家无人超出韩非,至于墨、农诸家,则已经消亡了。 


        科举阻碍科技与思想进步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无世袭贵族,缺乏有闲阶级。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基础学科以及哲学思想的发展,有赖于有知识的有闲阶级,只有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同时又不为生计发愁,有时间去思考这些抽象问题。一个人人为生计而奔忙的社会,是不会有繁荣的艺术和哲学的。科举制在中国就造成了一种没有世袭贵族的社会状况。“君子之泽,五世而渐”。科举并非一劳永逸。子孙要做官仍需再考。这种制度是公平的,但也是有缺陷的。读书人个个忙于考试,疲于应付,哪还有心思去发展个人爱好?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奠基人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均出身贵族。贵族一向被视为腐朽保守势力,然而否定其阶级特权的伟大思想家,都是从贵族内部产生的,这是事实。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由于科举制度的一定的公平合理性,缓解了制度变革的要求,是以中国出不了卢梭或孟德斯鸠。中国不仅自身缺乏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对西方的民主人权思想,还有天然的抵抗力。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反对贵族特权为起点的,而中国人早在1000多年前,就在科举制下实现了平等。中国没有封建贵族,何来反封建革命呢?如果革命意味着制度的创新,那么中国历史上不曾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中国虽然存在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但这是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并非特权。反封建就是反对贵族特权,中国不存在贵族特权,因此也不存在反封建。或者说,中国的反封建革命,早在唐代的明党之争后就完成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驱除鞑虏”的这一纲领,是推翻满清少数民族统治,1911年就已实现。中国共产党反帝的口号,在1949年也真正实现了。假如没有帝国主义入侵,假如统治中国的是汉族皇帝,中国革命又是什么性质呢?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或改朝换代,都不能称为革命。因为它们都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统治方式。更换的只是演员,演出的则是不断重复的剧情。一句话,没有制度创新。人民公社是可以称得上革命的一次尝试,可是却失败了。包产到户与唐代实行的均田制没有本质不同。中国的政治结构从来就没有改变,也没有人愿意改变。科举制与官僚体制结合,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就是官僚集团。他们所享有的种种特权,虽然违背公平与民主精神,却为人们所接受。对暂时不为官,不享有特权的人们,特权是可以争取的,因此是不必反对的。正是科举造成了中国人容忍特权的社会心理。人民容忍官僚集团的特权,下级官僚容忍上级官僚的特权。理由是:当你坐到人家的位置,你也可以享受。这是科举制留给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成为中国实现民主的最大心理障碍。古代官员分九品,我们现在则分十五级。每一级在住房、薪水、津贴等方面均有差别。可是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因为我们的传统就是如此。中国要走向民主、平等,何其艰难。科举缓和了人们变革等级制度的要求,消蚀了人们对官僚特权制度的斗争精神。是以中国历次起义或改朝换代,都是对特权位置的争夺。即使领导人真有争取天下平等的崇高,也难以实现。一番动乱之后,新的官僚集团代替旧的官僚集团,百姓则仍为百姓。科举虽然为各阶层开了入仕参与政权之门,但并不妨碍事实上存在两大对立集团。因为科举本身决定了只会有极少数人能够成功。所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官僚集团的矛盾,而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人民大众反对官僚集团的压迫。这一矛盾始终存在,激化时就发生“革命”。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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