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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蔡元培的人文教育理想(1)

    发布时间: 2010/12/6 13:36:4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光明网
    文字 〖 〗 )
    一、人文主义与人文教育 
      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可追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此前的近千年里,欧洲近乎是宗教神学的天下,以宗教为主要内容的神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控制着人们的灵魂。宗教神学劝诱人们忍让、绝对服从、克制私欲。正是这些对人性根本的摧残,在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才愈发显现其人性的光辉。它承认人的本性需求的存在,号召人们尊重个体的生命价值,崇尚个性化追求,主张人的感官欲望的满足。人文主义的传统在随后的社会变迁中不断的得到张扬,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影响深远。 
      人文教育指的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其实质是一种人性教育,以心性完善为教育的最高目的,主要通过知识传授、环境陶冶等手段使人类优秀的人文知识成果及其所蕴含的价值观、审美情趣、思想情感和思维方式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修养、精神风貌和品格意志”。尽管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在尊重个体价值,赞扬人性和人的理想上有相通之处,但是,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更侧重人的理想追求,精神追求,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个性品质的提升。 
      二、蔡元培的人文教育理想 
      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一生行事世深受儒学伦理的影响,但由于他曾留学德法,学习过西方的哲学、文学、艺术及美学,研习过康德派哲学及沃尔生的伦理小说,因此,他的思想中始终带有“人文教育”的理想色彩。同时,这种“人文教育理想”在其一生的实践中始终与之相伴随。 
      (一)“教育立人”,“教育救国”——理解“人文教育理想”的一个重要思路 
      蔡元培出生于晚清时期,当时的清朝政府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则竭力压榨百姓,致使百姓生活在火热之中,民声怨愤。在这内忧外患之际,蔡元培有感于时势,觉得,“吾人苟切实从教育人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在他看来,教育旨在立人,人立则国立,“凡一种社会,必先有良好的小部分,然后能集成良好的大团体,所以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古人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立国之本,在实业与教育,而教育负有养成实业人才的任务,所以,教育进步,确为国民进步的符验”。今天,我们应辩证地看待其“教育立国”的思想。诚然,由于蔡元培受所处时代及其自身思想的局限,在民族危难时过分强调“教育救国”,认为学生从事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而牺牲学业”损失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这反映了其政治上的“短视”。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蔡元培在内外交困之时,通过自己的深入思考,提出“教育立人”、“教育立国”的主张,认为藉教育“以读书育人兴人,以人兴邦”,则充分显示出蔡元培先生对教育本质的深刻领悟,如他自己所言,“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那么,蔡元培人是如何“立人”及立什么样的“人”呢? 
      (二)“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蔡元培人文教育理想内涵探析 
      蔡元培在《一九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一文中,对“教育之高尚理想”作了以下概括:他认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接着,他又分四个部分对其教育理想进行了阐述:“一日调和世界观与人生观。……然则以人生为本位,而忘有所谓世界观者,其见地之湫隘,所不待言。然则持宇宙论而不认有人生之价值者,亦空漠主义者也。二日,担负将来之文化。……况教育为播种之业,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后,决不得以保存固有之文化为的,而当为更进一步之理想。三日独立不惧之精神。 
      夫教育之业,既致立于将来之文化,则凡拒陈死之思想,扭目前之功利,而干涉教育为其前途之障碍者,虽临以教会之势力,劫以政府之权威,亦当孤行其是,而不为所屈,昔苏格拉底行其服从真理之教育,为守旧者所嫉,至于下狱,受鸩而不易其操。四日,安贫乐道之志趣。教育之关系,至为重大,而其生涯,乃至为冷淡,各国小学教员之俸给,有不足以赡其家者。夫人苟以富贵为鹄的,则政治,实业之途,惟其所择,今舍之而委身于教育,则必于淡泊宁静之中,独有无穷之兴趣,虽高官厚禄,不与易焉。孔子日:‘饭蔬食,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其最后,蔡元培进一步论到,“夫以当今物质文明之当王,拜金主义之盛行,上述诸义,几乎不被目为迂阔,然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者也,则乌得不于是加之意焉。” 
      笔者认为,对于“教育之高尚理想”的具体阐述是蔡元培对其“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思想的进一步具体化与升华,其核心均在“养成健全人格”的统领之下。事实上,蔡元培在其一生的许多论著中都论述到了教育旨在“养成健全人格”的思想。如在《师范学会章程》(1902)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一宗旨,使被教育者传布普通之知识,陶铸文明之人格。”在随后出任教育总长时所作《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1912)中,说:“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1917)他谈到,“……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哀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其所谓爱国矣。”蔡元培所提倡的健全人格包含如下三层意思: 
      1.是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蔡元培说:“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之。)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随后,他进一步以人作比来强调其“五者不可偏废”的观点,“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属于神经系而无迹象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蔡元培对德、智、体的关系也进行过论述,“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次在智育。……更言德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2.健全人格的第二方面是他强调“群性”与“个性”的统一。他曾说,“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他曾强调,“自由、美德也。”然而同时他也强调,自由应有个“度”,“然若过于其度,而有愧于己,有害于人,则不复为自由,而谓之放纵。放纵者,自由之敌也!”他强调自由,但不允许放纵。弘扬“个性”,但也强调“群性”,提倡“合群”,必要时要求人们“舍己为群”“积人而成群。群者,所以谋各人公共之利益也。”并且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人的‘群性’与‘个性’相互发展,渐可成就‘完全人格’,即既具‘个性’又符合‘群性’的人格。”在当今主张发展个性,突显个性的社会中,其主张发展个性,但又不伤害群性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健全人格的第三方面是他强调身心两方面协调统一。在《中国新教育的趋势》一文中他提出新教育的意义在于“(1)养成科学的头脑;(2)养成劳动的能力;(3)提倡艺术的兴趣。”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提倡美学的先驱。他曾说,“……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之外,更赖美术。……美术所以为高尚的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精神。……因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渐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渐扩展。”其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中心拓展主体,完善人格,美化人生”。由此可见,蔡元培美学理论的现实主义是“美育为美化人生的基本手段”。 
      而他的教育理论的实践意义是“把美育作为完善人格的基本途径”。在《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中,蔡元培要求学生不仅要有“狮子样的体力”,还要有“猴子样的敏捷”和“骆驼样的精神”。同时“再加以‘美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爱’,‘爱人’的美德”。 
      (三)实践精神——蔡元培人文教育理想的实现 
      蔡元培一生奋斗不止的事业就是为了“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人格”,这也是其一生都在躬行实践的人文教育理想。对于其实践精神,限于篇幅,笔者拟从“转变学生的观念”和“倡导女学,提倡男女平等”二方面稍加论述,以便读者对蔡元培的人文教育理想有更深刻的理解。 
      1.转变学生的教育观念。蔡元培认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学生德性的进步与提高是健全人格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转变学生思想观念正是基于其从思“德”到言“德”,从言“德”到行“德”这一思路而提出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蔡元培刚任北大校长,针对当时学生当中存在的“入商科者为经商而来,人法科者为从政作官而来,于学问兴味索然”这一突出问题,在就职演说中就给学生提出了三条要求:(1)抱定宗旨(2)砥砺德行(3)敬爱师友。第一条要求是劝告学生“立志”,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此乃德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二个要求“砥砺德行”则是要求学生在一生的人生实践中去践履德性,修炼品行;“敬爱师友”同样也是立德,行德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德育在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培养过程中显得非常重要,这样,蔡元培在转变学生观念的实践中将自己的人文教育理想贯穿其中了。以此思路为出发点,循“思想自由”“兼客并包”的原则,蔡元培对北大进行了改革,一方面,积极延聘了象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大批具有革新思想的优秀学者;另一方面,也容留辜鸿铭、刘师培等思想守旧,但国学功底深厚的学究。如他自己所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正因有了蔡元培宽宏的气度,才有了北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松学术氛围,学生才得以在由此衍生的宽松和谐的人文氛围里学习,生活,学生们身心得到陶冶,个性得以张扬。学生们的内在涵养不断得到充温,品质不断得到提升,北大校园精研学术,读书好学,蔚然成风,一改往日北大腐败沉闷的局面。曾在北大任大学教务长多年的顾孟余曾说:“先生之施教,不限于知识,其感召力在其伟大之人格,先生处世接物性以忠恕,又持身廉洁,可不后功,故不言而众服。其感召青年以此。当五四运动后之数年,政治解体,学生虽间有过分之举,而品行堕落或流为自私者绝少,其大多数在性格上皆卓然有以自立。此非先生潜移默化之功欤?”这一段话一方面折射出蔡元培自身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通过改变学生的观念来改革北大的思路取得了成功。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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