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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精神风骨(2)

    发布时间: 2010/4/3 2:02:1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教育报
    文字 〖 〗 )
    近代一些著名大学校长非迫不得已不离开学校,即使面临千难万险也要把学校办下去。抗日战争期间,竺可桢率领浙江大学师生多次迁移,历经赣、湘、粤、桂、黔等地,在流亡中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星拱率领武汉大学师生历尽艰辛,西迁四川乐山办学,克服重重困难,倾注全部心力,使武汉大学在抗战中得到发展。 


       近代一些著名大学校长都以教育为终身之职,有为教育奋斗终身之愿,面对教育之外的官职等诱惑不为所动。梅贻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都有进入政界做高官的机会,但他们都像张伯苓一样,以“我是干教育的,还是办教育好”、“学校为个人终身事业,绝不脱离”为由,拒绝了国民政府为官的邀请。傅任敢先生曾在《值得我们学习》一文中评价梅贻琦:“做领袖的人有两种,一种使人慑服,一种使人悦服。毫无疑问,教育工作者应当使人悦服,而不在于慑服。因为教育的出发点是爱。梅校长的品性中深深具有这一点。他爱学校,所以把一生献给了学校;他爱国家,所以在抗日时把儿子送到远征军中;他爱同事,所以待人一视同仁,从无疾言厉色……” 


       睿智的人和意识 


       真正具有人文素养的人,都是尊重人、关怀人的人,主张人与人相亲相爱、和睦相处。近代著名大学校长之“人和”意识,可视为校长之人文素养的扩展,他们以博大的人道情怀理解包容、尊重爱护着不同个性、各有特色的教师、学生,进而也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与爱戴。采取一系列举措调节学校管理者与师生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关系,努力营造彼此融洽的氛围。 


       强调“师生合作”,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张伯苓治理南开时,奉行的方针是“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据此,张伯苓专门成立了由教职员及学生组成的“师生校务研究会”,按期召集会议,讨论学校问题。李登辉执掌复旦大学时,为处理师生间出现的不同意见,特厘定了《复旦大学师生代表联席会议组织大纲》,确定以“师生合作,发展学校”为宗旨,由李登辉和当时的学生会主席共同签名发布。“师生合作”办学思想的落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他们还特别重视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在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的心目中,构建和谐师生关系,教师要担负起主要责任。蔡元培曾对学生说:“吾意学生对于教职员,宜取宽谅的态度,不宜求全责备。只要教职员系诚心为学生好,学生总宜原谅一番。”梅贻琦同样重视和谐师生关系的构建,他认为良好的师生关系如同水中的大鱼与小鱼的关系,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关系,也就是教师示范、学生模仿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学校里努力创造环境和条件,增加师生之间交往的机会,期望师生关系变成师友关系。 


       为了实现学校的“人和”,近代著名大学校长在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往往采取“吾从众”的方法。有人曾评价梅贻琦、陈垣等校长的风格是“无为而治”,其实,无为而治也好,“吾从众”也好,都反映出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治校办学过程中相信师生,相信大多数人。李登辉做校长时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校长在决策时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转移,也就赢得了“民心”。朱自清先生曾评价梅贻琦治理的清华:“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梅贻琦在抗战期间作为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其卓越的办学才能,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团结具有不同学风、不同观点的师生,艰苦办学所达到的境界便是“人和”的境界,正如《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载:“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强大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若没有高尚的人格,在教育领域再有成就,人们也不认可他是教育家。近代著名大学校长成为教育家,是因为他们高尚的人格成为全校师生员工学习的榜样,成为社会的表率。 


       毛泽东曾评价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可谓当之无愧。这不仅仅因为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著名的办学方针,铸就了“北大精神”,不仅仅因为他学贯中西,在许多学术领域建树甚丰,更重要的是,他“外和内介、守正不阿;勇于任事,敢于负责;宽容大度,民主平等;严于利己,廉洁奉公”,具有高尚的道德与人格魅力。张伯苓治理南开大学时,以其高尚的人格和永不言败的品质,铸就了“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培养了南开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李登辉以自己守正不阿、坚韧执著、奉献牺牲、清廉高洁的人格魅力,倡导“牺牲、服务、团结”,并使之成为“复旦精神”。吴贻芳出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后,本着“人生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造福社会,这样不但有利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为丰满”的人生哲学,办学育人,使金陵女子大学形成了献身社会、献身人民、献身事业的“厚生”精神。萨本栋主政厦门大学期间,严于利己,宽以待人,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可谓鞠躬尽瘁,真正地实践了厦门大学“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王星拱一生清廉,正直高洁,对学生慈爱有加,但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从不让家人占学校的任何便宜,被陈毅誉为“一代完人”。曾先后出任过同济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数所大学校长的胡庶华,之所以成绩显著,在于他“以身率教”,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努力做到。后人评价曾主政金陵大学的陈裕光校长有着仁爱、仁义的高尚人格,其实,这也是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美好人格的写照。 


       当今时代呼唤校长们成为教育家,迫切需要校长们不断提高素养。从人文素养对近代著名校长之成为教育家的作用来看,提高人文素养也就是提高教育素养和管理素养。因此,当代校长们不仅要充实自己的人文知识,更要涵养崇高的人文精神、人道情怀和人和意识,完善自己的人格。如此,教育家办学的时代才会到来。 


        作者:程思辉 系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薛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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