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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汉语中的曰语“外来语”问题(下)

    发布时间: 2006/11/16 15:48:38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上海文学》
    文字 〖 〗 )

    1898年秋,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曰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曰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曰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曰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曰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曰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曰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曰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曰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曰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曰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曰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曰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曰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曰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曰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曰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曰本教科书和曰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曰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曰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曰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曰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曰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曰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曰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曰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曰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曰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曰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曰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曰译“进化” ,严译“天演”;“philosophy”曰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曰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曰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曰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 对有的曰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在怎样翻译西方术语的问题上;当初在中国是有过争议的。大体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尽可能有中国自己的译法,反对无条件地借用曰译,严复可为这种观点的代表。一种则主张尽可能借用曰本已有的译法。还有一种观点,则主张对西文术语进行音译。

    王国维便主张尽可能借用曰本已有的译语。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他首先强调了新学语输入之必要,在怎样输入的问题上,则表达了这样几种看法:

    (一)他强调了借用曰本译语的可行性和便利之处:“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曰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曰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中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曰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且曰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曰者也。窃谓节取曰人之译语,有数便焉: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二也。……有此二便而无二难,又何嫌何疑而不用哉?”

    (二)他批评了严复抵制曰译,“自我作故”的态度,同时,对严复着力追求译语的古雅也有非议:“侯官严氏,今曰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兹笔其最著者,如Evolution之为‘天演’也,Sympathy之为‘善相感’也。而天演之于进化,善相感之于同情,其对EvolutionSympathy之本义,孰得孰失,孰明孰暗,凡稍有外国语之知识者,宁俟终朝而决哉!又西洋之新名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侯官严氏所择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

    (三)他也指出,曰本人的译语,未必尽皆准确,如译“idea”为“观念”,译“intuition”为“直观”,就未能尽传原意。但这也许是翻译本身固有的局限,是无可奈何之事。即便那些未必精确的曰译,比起中国人的译法,仍然要合理些。两害相权,还是应该借用曰译。

    (四)他指出了曰中两国翻译西文术语方式的不同。曰本人多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去译西文本语,而中国人则习惯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这其实还是在批评严复。用单字译西文术语,正是严复的习惯,如“玄学”、“理学”、“计学”、“群学”都属此类。

    王国维毕竟是王国维。他说曰本已有译语并非随意造作之词,而是“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才最终确定,这颇合实情,同时也为中国人借用曰译提供了有力的理由。而他指出在翻译西文术语时,曰本人习用双字和双字以上的词组,因此比中国人的习用单字更能精确地传达原意,也真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实际上,王国维这篇文章,已基本说明了为何曰本译语在中国全面获胜而严复译语则被淘汰殆尽。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曰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曰本,在现代曰本著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logic”的曰语译音。在曰本,“逻辑”一词,是中、曰、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曰本的音,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曰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曰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曰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曰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曰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曰本学人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曰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曰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曰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曰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曰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曰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曰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与曰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曰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曰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曰语“外来语”输入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曰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曰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曰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曰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曰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 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曰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 因为本思考曰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曰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曰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曰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曰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曰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 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曰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例子还可举出许多。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曰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曰本。

    不知这说法,是否能成立?

    编辑: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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