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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著中国通史·语文篇

    发布时间: 2006/11/6 11:31:51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国学网
    文字 〖 〗 )

    吕思勉 :《吕著中国通史第十六章·语文》 

    语言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的一个大进步。(一)有语言,然后人类能有明晰的概念。(二)有语言,然后这一个人的意思,能够传达给那一个人。而(甲)不须人人自学。(乙)且可将个人的行为,化作团体的行为。单有语言,还嫌其空间太狭,时间太短,于是又有文字,赋语言以形,以扩充其作用。总之,文字语言,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把人类联结为一的。人类是非团结不能进化的,团结的范围愈广,进化愈速,所以言语文字,实为文化进化中极重要的因素。

    以语言表示意思,以文字表示语言,这是在语言文字发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看起来是如此。在语言文字萌芽之始,则并不是如此的。代表意思多靠身势。其中最重要的是手势。中国文字中的看字,义为以手遮目,最能表示身势语的遗迹。与语言同表一种意象的,则有图画。图画简单化,即成象形文字。图画及初期的象形文字,都不是代表语言的。所以象形文字,最初未必有读音。图画更无论了。到后来,事物繁复,身势不够表示,语言乃被迫而增加。语言是可以增加的,(一)图画及象形文字,则不能为无限的增加,且其所能增加之数极为有限;(二)而凡意思皆用语言表示,业已成为习惯;于是又改用文字代表语言。文字既改为代表语言,自可用表示声音之法造成,而不必专于象形,文字就造的多了。

    中国文字的构造,旧有六书之说。即(一)象形。(二)指事。(三)会意。(四)形声。(五)转注。(六)假借。六者之中,第五种为文字增加的一例,第六种为文字减少的一例,只有前四种是造字之法。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又说:“仓颉之初作书,蓋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按许氏说仓颉造字,又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这话是错的。其余的话,则大概不错。字是用文拼成的,所以文在中国文字中,实具有字母的作用。旧说谓之偏旁。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中,只有象形一种是文,余三种都是字。象形就是画成一种东西的形状,如■、■、■、■,此字须横看。■,《说文》:“象臂胫之形。”案此所画系人的侧面,而又略去其头未画。■,上系头,中系两臂,小孩不能自立,故下肢并而为一。■,《说文》:“象人形。”案此系人的正面形,而亦略画其头。只有子字是连头画出的。案画人无不画其头之理,画人而不画其头,则已全失图画之意矣。于此,可悟象形文字和图画的区别。等字是。(一)天下的东西,不都有形可画。(二)有形可画的,其形亦往往相类。画的详细了,到足以表示其异点,就图画也不能如此其繁。于是不得不略之又略,至于仅足以略示其意而止。傥使不加说明,看了他的形状,是万不能知其所指的。即或可以猜测,亦必极其模胡。此为象形文字与图画的异点。象形文字所以能脱离图画而独立者以此。然如此,所造的字,决不能多。指事旧说是指无形可象的事,如人类的动作等。这话是错的。指,就是指定其所在。事物两字,古代通用。指事,就是指示其物之所在。《说文》所举的例,是上下两字。卫恒《四体书势》说“在上为上,在下为下”,其语殊不可解。我们看《周官》保氏《疏》说“人在一上为上,人在一下为下”,才知道《四体书势》,实有脱文。《说文》中所载古文■■两字,乃系省略之形。其原形当如篆文作。一画的上下系人字,借人在一画之上,或一画之下,以表示上下的意思。这一画,并非一二的一字,只是一个界画。《说文》中此例甚多。用此法,所造的字,亦不能多。会意的会训合。会意,就是合两个字的意思,以表示一个字的意思。如《说文》所举人言为信,止戈为武之类。此法所造的字,还是不能多的。只有形声字。原则上是用两个偏旁,一个表示意义,一个表示声音。凡是一句话,总自有其意义,亦自有其声音的。如此,造字的人,就不必多费心思,只要就本语的意义,本语的声音,各找一个偏旁来表示他就够了。造的人既容易,看的人也易于了解。而且其意义,反较象形、指事、会意为确实。所以有形声之法,而“文字之用,遂可以至于无穷”。转注:《说文》所举的例,是考老两字。声音相近,意义亦相近。其根源本是一句话,后来分化为两句的。语言的增加,循此例的很多。文字所以代表语言,自亦当跟着语言的分化而分化。这就是昔人的所谓转注。夥多两字,与考老同例。假借则因语言之用,以声音为主。文字所以代表语言,亦当以声音为主。语文合一之世,文字不是靠眼睛看了明白的,还要读出声音来。耳朵听了,等于听语言。而明白其意义。如此,意义相异之语,只要声音相同,就可用相同的字形来代表他。于是(一)有些字,根本可以不造。(二)有些字,虽造了,仍废弃不用,而代以同音的字。此为文字之所以减少。若无此例,文字将繁至不可胜识了。六书之说,见于许《序》及《汉书·艺文志》。作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周官》保氏《注》引郑司农之说。作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昔人误以为造字之法,固属大谬。即以为保氏教国子之法,亦属不然。教学童以文字,只有使之识其形,明其音义,可以应用,断无涉及文字构造之理。以上所举六书之说,当系汉时研究文字学者之说。其说是至汉世才有的。《周官》保氏,教国子以六书,当与《汉书·艺文志》所说太史以六体试学童的六体是一,乃系字的六种写法,正和现在字的有行、草、篆、隶一样。《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作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18 字,定系后人窜入。惟保氏六书和太史六体是一,所以说亦著其法,若六书与六体是二,这亦字便不可通了。以六书说中国文字的构造,其实是粗略的,读拙撰《字例略说》可明。商务印书馆本。然大体亦尚可应用。旧时学者的风气,本来是崇古的;一般人又误以六书为仓颉造字的六法。造字是昔时视为神圣事业的,更无人敢于置议。其说遂流传迄今。《荀子·解蔽篇》说:“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可见仓颉只是一个会写字的人。然将长于某事的人,误认作创造其事的人,古人多有此误。如暴辛公善壎,苏成公善篪,《世本·作篇》即云:暴辛公作篪,苏成公作篪,谯周《古史考》已驳其缪。见《诗·何人斯疏》。因此,生出仓颉造字之说。汉代纬书,皆认仓颉为古代的帝皇。见拙撰《中国文字变迁考》第二章,商务印书馆本。又有一派,因《易经·系辞传》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蒙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认为上古圣人,即是黄帝。司记事者为史官,因以仓颉为黄帝之史。其实二者都是无稽的。还有《尚书》伪孔安国《传序》,以三坟为三皇之书,五典为五帝之典,而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就说文字起于伏羲时,那更是无据之谈了。

    文字有形、音、义三方面,都是有变迁的。形的变迁,又有改变其字的构造和笔画形状之异两种,但除笔画形状之异一种外,其余都非寻常人所知。字之有古音古义,每为寻常人所不知。至于字形构造之变,则新形既行,旧形旋废,人并不知有此字。所以世俗所谓文字变迁,大概是指笔画形状之异。其大别为篆书、隶书、真书、草书、行书五种。

    (一)篆书是古代的文字,流传到秦汉之世的。其文字,大抵刻在简牍之上,所以谓之篆书。篆就是刻的意思。又因其字体的不同,而分为(甲)古文,(乙)奇字,(丙)大篆,(丁)小篆四种。大篆,又称为籀文。《汉书·艺文志》,小学家有《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太史作。”《说文解字·序》:“《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又说:“《仓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然则大篆和小篆,大同小异。现在《说文》所录籀文220 余,该就是其相异的。其余则与小篆同。小篆是秦以后通行的字。大篆该是周以前通行的字。至于古文,则该是在大篆以前的。即自古流传的文字,不见于《史籀》15 篇中的。奇字即古文的一部分。所不同者,古文能说得出他字形构造之由,奇字则否。所谓古文,不过如此。《汉书·艺文志》、《景十三王传》、《楚元王传》载刘歆《移让大常博士书》,都说鲁共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得到许多古文经传。其说本属可疑。因为(一)秦始皇焚书,事在三十四年。自此至秦亡,止有七年。即下距汉惠帝四年除挟书律,亦只有二十三年。孔壁藏书,规模颇大,度非一二人所为。不应其事遂无人知,而有待于鲁恭王从无意中发现。(二)假使果有此事,则在汉时实为一大事。何以仅见于《汉书》中这三处,而他书及《汉书》中这三处以外,绝无人提及其事。凡历史上较重大之事,总和别的事情有关系的,也总有人提及其事,所以其文很易散见于各处。此三处:《鲁恭王传》,不将坏孔子宅之事,接叙于其好治宫室之下,而别为数语,缀于传末,其为作传时所无有,传成之后,再行加缀于末。显而易见。《移让大常博士》,本系刘歆所说的话。《艺文志》也是以刘歆所做的《七略》为本的。然则这两篇,根本上还是刘歆一个人的话。所以汉代得古文经一事,极为可疑。然自班固以前,还不过说是得古文经;古文经的本子、字句,有些和今文经不同而已,并没有说古文经的字,为当时的人所不识。到王充作《论衡》,其《正说篇》,才说鲁共王得百篇《尚书》,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尚书伪孔安国传序》,则称孔壁中字为科斗书。谓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孔安国据伏生所传的《尚书》,考论文义,意谓先就伏生所传各篇,认识其字,然后再用此为根据,以读其余诸篇。才能多通得25 篇。这纯是以意揣度的野言,古人并无此说。凡文字,总是大众合力,于无形中逐渐创造的,亦总是大众于无形之间,逐渐改变的。由一人制定文字,颁诸公众,令其照用,古无此事。亦不会两个时代中,有截然的异同,至于不能相识。

    (二)篆书是圆笔,隶书是方笔。隶书的初起,因秦时“官狱多事”,《汉志》语。官指普通行政机关,狱指司法机关。“令隶人佐书”,四体书势语。故得此名。徒隶是不会写字的人,画在上面就算,所以笔画形状,因此变异了。然这种字写起来,比篆书简便得多,所以一经通行,遂不能废。初写隶书的人是徒隶,自然画在上面就算,不求美观。既经通行,写的人就不仅徒隶了。又渐求其美观。于是变成一种有挑法亦谓之波磔的隶书。当时的人,谓之八分书。带有美术性质的字,十之八九都用他。

    (三)其实用的字,不求美观的,则仍无挑法,谓之章程书。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正书。所以八分书是隶书的新派,无挑法的系隶书的旧派。现在的正书,系承接旧派的,所以现在的正书,昔人皆称为隶书。王羲之,从来没有看见他写一个八分书,或者八分书以前的隶字,而《晋书》本传,却称其善隶书。

    (四)正书,亦作真书,其名系对行草而立。草书的初起,其作用,当同于后来的行书。是供起草之用的。《史记·屈原列传》说:楚怀王使原造宪令,草藁未上,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所谓草藁,就是现在所谓起草。草藁是只求自己认得,不给别人看的,其字,自然可以写得将就些。这是大家都这样做的,本不能算创造一种字体,自更说不上是谁所创造。到后来,写的人,不求其疾速,而务求其美观。于是草书的字体,和真书相去渐远。驯致只认得真书的人,不能认得草书。于是草书距实用亦渐远。然自张芝以前,总还是一个一个字分开的。到张芝出,乃“或以上字之下,为下字之上”,其字竟至不可认识了。后人称一个一个字分开的为章草,张芝所创的为狂草。

    (五)狂草固不可用,即章草亦嫌其去正书稍远。(甲)学的人,几乎在正书之外,又要认识若干草字。(乙)偶然将草稿给人家看,不识草字的人,亦将无从看起。事务繁忙之后,给人家看的东西,未必一定能誊真的。草书至此,乃全不适于实用。然起草之事,是决不能没有的。于是另有一种字,起而承其乏,此即所谓行书。行书之名,因“正书如立,行书如行”而起。其写法亦有两种:(子)写正书的人,把他写得潦草些,是为真行。(丑)写草书的人,把他写得凝重些,是为行草。见张怀瓘《书议》。从实用上说,字是不能没有真草两种,而亦不能多于真草两种的。因为看要求其清楚,写要求其捷速;若多于真草两种,那又是浪费了。孟森说。中国字现在书写之所以烦难,是由于都写真书。所以要都写正书,则由于草书无一定的体式。草书所以无一定的体式,则因字体的变迁,都因美术而起。美术是求其多变化的,所以字体愈写愈纷歧。这是因向来讲究写字的人,多数是有闲阶级;而但求应用的人,则根本无暇讲究写字之故。这亦是社会状况所规定。今后社会进化,使用文字的地方愈多。在实用上,断不能如昔日仅恃潦草的正书。所以制定草体,实为当务之急。有人说:草体离正书太远了,几乎又要认识一种字,不如用行书。这话,从认字方面论,固有相当的理由。但以书写而论,则行书较正书简便得没有多少。现在人所写潦草的正书,已与行书相去无几。若求书写的便利,至少该用行草。在正书中,无论笔画如何繁多的字,在草书里,很少超过五画的。现在求书写的便利,究竟该用行书,还该用草书,实在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至于简笔字,则是不值得提倡的。这真是徒使字体纷烦,而书写上仍简便得有限。书写的烦难,亦由于笔画形状的工整与流走,不尽由于笔画的多少。

    中国现在古字可考的,仍以《说文》一书为大宗。此书所载,百分之九十几,系秦汉时通行的篆书。周以前文字极少。周以前的文字,多存于金石刻中,即昔人刻在金石上的文字。但其物不能全真,而后人的解释,亦不能保其没有错误。亡清光绪二十四五年间,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发见龟甲,兽骨,其上有的刻有文字。据后人考证,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认其字为殷代文字。现在收藏研究的人甚多。但自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和河南省合作发掘以前所发现之品,伪造者极多。详见《安阳发掘报告书》第一期所载《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及《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所载《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又吴县所出《国学论衡》某册所载章炳麟之言,及《制言杂志》第五十期章炳麟《答金祖同论甲骨文第二书》。所以在中央研究院发掘所得者外,最好不必信据,以昭谨慎。

    古人多造单字,后世则单音语渐变为复音,所增非复单音的字,而是复音的辞。大抵春秋战国之时,为增造新字最多的时代。《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已夫”!这就是说:从前写字的人,遇见写不出的字,还空著去请教人,现在却没有了,都杜造一个字写进去。依我推想起来,孔子这种见解,实未免失之于旧。因为前此所用的文字少,写来写去,总是这几个字。自己不知道,自然可问之他人。现在所用的字多了,口中的语言,向来没有文字代表他的,亦要写在纸上。既向无此字,问之于人何益?自然不得不杜造了。(一)此等新造的字,既彼此各不相谋。(二)就旧字也有(甲)讹,(乙)变。一时文字,遂颇呈纷歧之观。《说文解字·序》说七国之世,“文字异形”,即由于此。然(子)其字虽异,其造字之法仍同;(丑)而旧有习熟的字,亦决不会有改变;大体还是统一的。所以《中庸》又说:“今天下,”“书同文。”《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书同文字”。此即许《序》所说:“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此项法令,并无效验。《汉书·艺文志》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四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这似乎是把三书合而为一,大体上把重复之字除去。假定其全无复字,则秦时通行的字,共得3300。然此三书都是韵文,除尽复字,实际上怕不易办到,则尚不及此数。而《说文》成于后汉时,所载之字,共得9913。其中固有籀文及古文、奇字,然其数实不多,而音义相同之字,则不胜枚举。可见李斯所奏罢的字,实未曾罢,如此下去,文字势必日形纷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幸得语言从单音变为复音,把这种祸患,自然救止了。用一个字代表一个音,实在是最为简易之法。因为复音辞可以日增,单音字则只有此数。识字是最难的事,过时即不能学的。单音无甚变迁,单字即无甚增加,亦无甚改变。读古书的,研究高深文学的,所通晓的辞类及文法,虽较常人为多,所识的单字,则根本无甚相异。认识了几千个字,就能读自古至今的书,也就能通并时的各种文学,即由于此。所以以一字代表一音,实在是中国文字的一个进化。至此,文字才真正成了语言的代表。这亦是文字进化到相当程度,然后实现的。最初并非如此。《说文》:犙,三岁牛。■,马八岁。犙从参声,■从八声,笔之于书,则有牛马旁,出之于口,与“三八”何异?听的人焉知道是什么话?然则犙决非读作参,■决非读作八;犙■两字,决非代表参八两个音,而系代表三岁牛,马八岁两句话。两句话只要写两个字,似乎简便了,然以一字代表一音纯一之例破坏,总是弊余于利的。所以宁忍书写之烦,而把此等字淘汰去。这可见自然的进化,总是合理的。新造的氱氮等字,若读一音,则人闻之而不能解,徒使语言与文字分离,若读两音,则把一字代表一音的条例破坏,得不偿失。这实在是退化的举动。所以私智穿凿,总是无益有损的。

    语言可由分歧而至统一,亦可由统一而至分歧。由分歧而至统一,系由各分立的部族,互相同化。由统一而至分歧,则由交通不便,语音逐渐讹变;新发生的事物,各自创造新名;旧事物也有改用新名的。所以(一)语音,(二)词类,都可以逐渐分歧。只有语法,是不容易变化的。中国语言,即在此等状况下统一,亦即在此等状况下分歧。所以语音、词类,各地方互有不同,语法则无问题。在崇古的时代,古训是不能不研究的。研究古训,须读古书。古书自无所谓不统一。古书读得多的人,下笔的时候,自然可即写古语。虽然古语不能尽达现代人的意思。然(一)大体用古语,而又依照古语的法则,增加一二俗语;(二)或者依据古语的法则,创造笔下有而口中无的语言;自亦不至为人所不能解。遂成文字统一,语言分歧的现象。论者多以此自豪。这在中国民族统一上,亦确曾收到相当的效果。然但能统一于纸上,而不能统一于口中,总是不够用的。因为(一)有些地方,到底不能以笔代口。(二)文字的进化,较语言为迟,总感觉其不够用。(三)文字总只有一部分人能通。于是发生(一)语言统一,(二)文言合一的两个问题。

    语言统一,是随著交通的进步而进步的。即(一)各地方的往来频繁。(二)(甲)大都会,(乙)大集团的逐渐发生。用学校教授的方法,收效必小。因为语言是实用之物,要天天在使用,才能够学得成功,成功了不致于忘掉。假使有一个人,生在穷乡僻壤,和非本地的人永无交接,单用学校教授的形式,教他学国语,是断不会学得好,学好了,亦终于要忘掉的。所以这一个问题,断不能用人为的方法,希望其在短时间之内,有很大的成功。至于言文合一,则干脆的只要把口中的语言写在纸上就够了。这在一千年以来,语体文的逐渐流行,逐渐扩大,早已走上了这一条路。但还觉得其不够。而在近来,又发生一个文字难于认识的问题,于是有主张改用拼音字的。而其议论,遂摇动及于中国文字的本身。

    拼音字是将口中的语言,分析之而求其音素,将音素制成字母,再将字母拼成文字的。这种文字,只要识得字母,懂得拼法,识字是极容易的,自然觉得简便。但文字非自己发生,而学自先进民族的,可以用此法造字。文字由自已创造的民族,是决不会用此法的。因为当其有文字之初,尚非以之代表语言,安能分析语言而求其音素?到后来进化了,知道此理,而文字是前后相衔的,不能舍旧而从新,拼音文字,就无从在此等民族中使用了。印度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中国和印度交通后,只采用其法于切音,而卒不能改造文字,即由于此。使用拼音文字于中国,最早的,当推基督教徒。他们鉴于中国字的不易认识,用拉丁字母拼成中国语,以教贫民,颇有相当的效果。中国人自己提倡的,起于清末的劳乃宣。后来主张此项议论的,亦不乏人。以传统观念论,自不易废弃旧文字。于是由改用拼音字,变为用注音字注旧文字的读音。遂有教育部所颁布的注音符号。然其成效殊鲜。这是由于统一读音和统一语音,根本是两件事。因语音统一,而影响到读音,至少是语体文的读音,收效或者快些。想靠读音的统一,以影响到语音,其事的可能性怕极少。因为语言是活物,只能用之于口中。写在纸上再去读,无论其文字如何通俗,总是读不成语调的。而语言之所以不同,并非语音规定语调,倒是语调规定语音。申言之:各地方人的语调不同,并非由其所发的一个个音不同,以至积而成句,积而成篇,成为不同的语调。倒是因其语调不同,一个个音,排在一篇一句之内,而其发音不得不如此。所以用教学的方法传授一种语言,是可能的。用教学的方法,传授读音,希望其积渐而至于统一语言,则根本不会有这回事。果真要用人为的方法,促进语言的统一,只有将一地方的言语,定为标准语,即以这地方的人作为教授的人,散布于各地方去教授;才可以有相当的效果。教授之时,宜专于语言,不必涉及读书。语言学会了,自会矫正读音,至于某程度。即使用教学的方法,矫正读音,其影响亦不过如是而止,决不会超过的。甚或两个问题,互相牵制,收效转难。注音符号,意欲据全国人所能发的音,制造成一种语言。这在现在,实际上是无此语言的。所以无论什么地方的话,总不能与国语密合。想靠注音符号等工具,及教学的方法,造成一种新语言,是不容易的。所以现在所谓能说国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总还夹杂土话。既然总不密合,何不拣一种最近于国语的言语,定为标准语,来得痛快些呢?

    至于把中国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则我以为在现在状况之下,听凭两种文字同时并行,是最合理的。旧日的人视新造的拼音文字为洪水猛兽,以为将要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因而使中国人丧失其民族性;新的人,以为旧文字是阻碍中国进化的,也视其为洪水猛兽;都是一偏之见。认识单字,与年龄有极大的关系。超过一定年龄,普通的人,都极难学习。即使勉强学习,其程度也很难相当的。所以中国的旧文字,决不能施之成人。即年龄未长,而受教育时间很短的人,也是难学的。因为几千个单字,到底不能于短时间之内认识。如平民千字识字课等,硬把文字之数减少,也是不适于用的。怀抱旧见解的人,以为新文字一行,即将把旧文化破坏净尽。且将使中国民族丧失其统一性。殊不知旧文字本只有少数人通晓。兼用拼音字,这少数通晓旧文字的人,总还是有的。使用新文字的人,则本来都是不通旧文字的,他们所濡染的中国文化,本非从文字中得来,何至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旧文化,及民族的统一性?就实际情形平心而论,中国旧文化,或反因此而得新工具,更容易推广,因之使中国的民族性,更易于统一呢?吴敬恒说:“中国的读书人,每拘于下笔千秋的思想,以为一张纸写出字来,即可以传之永久。”于是设想: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亦将像现在的旧书一般,汗牛充楝,留待后人的研究,而中国的文化,就因之丧失统一性了。殊不知这种用新文字写成的东西,都和现在的传单报纸一般,阅过即弃,至于有永久性的著作,则必是受教育程度稍深的人然后能为,而此种人,大都能识得旧文字。所以依我推想,即使听新旧文字同时并行,也决不会有多少书籍堆积起来。而且只能学新文字的人,其生活和文字本来是无缘的。现在虽然勉强教他以几个文字,他亦算勉强学会了几个文字,对于文字的关系,总还是很浅的。怕连供一时之用的宣传品等,还不会有多少呢。何能因此而破坏中国的文化和民族统一性?准此以谈,则知有等人说:中国现在语言虽不统一,文字却是统一的。若拼音字不限于拼写国语,而许其拼写各地方的方言,将会有碍于中国语言的统一,也是一样的缪见。因为(一)现在文字虽然统一,决不能以此为工具,进而统一语言的。(二)而只能拼写方言的人,亦即不通国语的人,其语言,亦本来不曾统一。至于说一改用拼音文字,识字即会远较今日为易,因之文化即会突飞猛进,也是痴话。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数学者外,读书对于其人格的关系,是很少的。即使全国的人,都能读相当的书,亦未必其人的见解,就会有多大改变。何况识得几个字的人,还未必都会去读书呢?拼音文字,认识较旧文字为易是事实,其习熟则并无难易之分。习熟者的读书,是一眼望去便知道的,并不是一个个字拼著音去认识,且识且读的。且识且读,拼音文字是便利得多了。然这只可偶一为之,岂能常常如此?若常常如此,则其烦苦莫甚,还有什么人肯读书?若一望而知,试问Book 与书有何区别?所以拼音文字在现在,只是供一时一地之用的。其最大的作用,亦即在此。既然如此,注音符号、罗马字母等等杂用,也是无妨的。并不值得争论。主张采用罗马字母的人,说如此我们就可以采用世界各国的语言,扩大我国的语言,这也是痴话。采用外国的语言,与改变中国的文字何涉?中国和印度交通以来,佛教的语言输入中国的何限?又何尝改用梵文呢?

    语言和中国不同,而采用中国文字的,共有三法:即(一)径用中国文,如朝鲜是。(二)用中国文字的偏旁,自行造字,如辽是。(三)用中国字而别造音符,如日本是。三法中,自以第三法为最便。第二法最为无谓。所以辽人又别有小字,出于回鹘,以便应用。大抵文字非出于自造,而取自他族的,自以用拼音之法为便。所以如辽人造大字之法,毕竟不能通行。又文字所以代表语言,必不能强语言以就文字。所以如朝鲜人,所做华文,虽极纯粹,仍必另造谚文以应用。契丹文字,系用隶书之半,增损为之,见《五代史》。此系指契丹大字而言,据《辽史·太祖本纪》,事在神册五年。小字出于回鹘,为迭刺所造,见《皇子表》。

    满、蒙、回、藏四族,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回文或说出于犹太,或说出于天主教徒,或说出于大食,未知孰是。见《元史·译文证补》。藏文出于印度。是唐初吐蕃英主弃宗弄赞,派人到印度去留学,归国后所创制的。见《蒙古源流考》。蒙古人初用回文,见《元史·塔塔统阿传》。《脱卜察安》,《元秘史》。元朝人最早自己所写的历史。即系用回文所写。后来世祖命八思巴造字,则是根据藏文的。满文系太祖时额尔德尼所造。太宗时,达海又加以圈点,一种符号。又以蒙文为根据。西南诸族,惟倮儸有文字,却是本于象形字的。于此,可见文字由于自造者,必始象形,借自他族者,必取拼音之理。

    文字的流传,必资印刷。所以文字的为用,必有印刷而后弘,正和语言之为用,必得文字而后大一样。古人文字,要保存永久的,则刻诸金石。此乃以其物之本身供众览,而非用以印刷,只能认为印刷的前身,不能即认为印刷事业。汉代的石经,还系如此。后来就此等金石刻,加以摹拓。摹拓既广,觉得所摹拓之物,不必以之供众览,只须用摹拓出来的东西供览即可。于是其雕刻,专为供印刷起见,就成为印刷术了。既如此,自然不必刻金石,而只要刻木。刻板之事,现在可考的起于隋。陆深《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勅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西历593 年。《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足见陆说之确。唐代雕本,宋人已没有著录的,惟江陵杨氏,藏有《开元杂报》七叶。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号。民国纪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西历655 年。《阿毗达磨大毗婆裟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民国纪元前九百八十年,西历932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刻书之始。历27 年始成。周太祖广顺三年。宋代又续刻义疏及诸史。书贾因牟利,私人因爱好文艺而刻的亦日多。仁宗庆历中,民国纪元前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六十四年,西历1041 1048 年。毕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祯始刻木为之。明无锡华氏始用铜。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铜制。于是印刷事业,突飞猛进,宋以后书籍,传于后世的,其数量,就远非唐以前所可比了。此节据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其详可参考元书。商务印书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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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焘先生生平及学术成就
    周祖谟 :《说文解字》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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