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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11)

    发布时间: 2019/5/13 0:30:50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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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阎连科要如此偏执地写作《四书》这本书,这也是要表达他对中国当代史的强烈质询,那里面集合了他这些年思想郁积的最后能量。当然,要读解《四书》的思想内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部名为《四书》的作品,是由《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以及《新西绪佛神话》等四部书构成,前面几部不断交替出现,最后一部《新西绪佛神话》只是在最后一章出现一次。《四书》虽然与中国古典典籍《四书五经》有名义上的共名,但它与我们过去所有的汉语小说写作都不一样,和已经形成规范的传统如此 太多的秘密。却显得那么有理想,甚至独往独来。小说在反思50年代人时,实际上也是自我反思,也可以说是有一种壮士暮年之感,回望人生才有如此深刻复杂的感触。   

      同样,阎连科要如此偏执地写作《四书》这本书,这也是要表达他对中国当代史的强烈质询,那里面集合了他这些年思想郁积的最后能量。当然,要读解《四书》的思想内涵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部名为《四书》的作品,是由《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以及《新西绪佛神话》等四部书构成,前面几部不断交替出现,最后一部《新西绪佛神话》只是在最后一章出现一次。《四书》虽然与中国古典典籍《四书五经》有名义上的共名,但它与我们过去所有的汉语小说写作都不一样,和已经形成规范的传统如此违背。要读这部小说,可能要从很多方面入手。如果直接从小说主题方面,我以为它是对“罪感文化”的书写。我们汉语文学其实没有认真地书写过罪感文化,《四书》可能是最深刻、最直接地书写罪感文化的一部小说。土改、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中国这半个世纪来的天灾人祸,过去这么多年了,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控诉性的文学。我们并没有去反省人作为历史主体的罪感,也很少思考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作为一个民族的一分子,作为一种人的历史的存在的一部分,对这样的历史要负有的责任,要承担的后果一这样的后果里面应该包含有一种罪感的反思。《四书》在追问这点,而且是极端不留余地追问,确实颇为激烈。
       
      因为“罪感”的追问,这本书明显地与《圣经》有精神上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圣经》的汉语重写,是汉语对《圣经》的一次重写。这或许有点胆大妄为,甚至有点疯狂。这是在用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在这部小说中,显然隐藏着这个隐喻——与《圣经》在搏斗、较量。阎连科用的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受难的历史,我们受难的人,我们受难的传统。   

      汉语现代小说,在整个20世纪的变革行程中,总是把对现实问题的揭示作为文学思想内容的首要选择,其实是没有和重大的文本对话。郭沫若的《女神》之“泛神论”的背景,曹禺的《原野》之于奥尼尔的《琼斯皇》,这是一种借鉴和对话。80年代的文学主要也是以借鉴的方式与西方现代主义对话,因而它在形而上的层面留下了思考。但总体上来说,还是对现实关注构成了思想提炼的主要来源。我们过分关注现实,但却不能深刻地关注,不能有效地关注,因为我们的关注都是浅层次的,简单重复的关注。要有伟大的传统,要有伟大的文本作为依据参照,这样的关注就是文学的关注,就是文学创造性的关注。所以阎连科的这部作品,恰恰因为《圣经》这样一个背景,几乎是顽强地要和它对话,让我们的文化来经受它的审判和考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做法,我觉得他是有勇气的。我们的汉语书写,都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这样的残酷。   

      5.“晚郁时期”真正有汉语言的炉火纯青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当然不只是就文字和修辞而言,但语言作为文学的本体,肯定是起决定作用的。现代白话文学发展至今有一百年的历史,文学语言也不可以进化论来看待,不能说今天的文学语言就比20世纪初期的那些现代文学大师的语言要好,语言总是打上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于现代白话文学来说,会以更短的时效来看它的特征和艺术含量。差异性与时代特征也不是绝对的,当然还是有相对普遍的标准。   

      相比较于20世纪漫长的青春写作来说,汉语白话文学到了80年代才有“中年写作”,那就是“归来的右派”以及他们的同代人。在诗歌界,那时艾青们带着已经苍老沙哑的声音重返诗坛,在70年代末艾青历经磨难之后复出,给荒芜的诗坛猛然带来了重新播种的喜悦。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艾青复出后的第一首短诗《红旗》。人们把艾青复出后发表第一首诗,看成是一个事件,是诗界“新的时期”的到来。该诗刊出后,有读者致信艾青称:“我们找你找了20年,我们等你等了20年。现在,你又出来了,艾青!‘艾青’,对于我们不再是一个人,一个名字,而是一种象征,一束绿色的火焰!——它燃起过一个已经逝去了的春天,此刻,它又预示着一个必将到来的春天。”但这样的赞誉并未维持多长时间,年轻一代的朦胧诗群体崛起,青春燃烧的激情要冲决历史禁锢,那要比“壮岁归来”的沧桑来得更加紧迫和震憾。艾青浸含人生感悟和哲思的诗的语言则被那些“朦胧晦涩”的诗句所替代,而后者则带着穿越历史的激情掷地有声:“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愿做一个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些语言说出的是历史的声音,革命与变革的年代属于青年;而平静常规的时期或许才有中老年充当文化后盾。后者的另一个含义也有可能被表述为是文化保守主义占据上风。当革命的目标难以被确立,而革命的主体也无法建构起来,世界历史都要趋向保守。
    编辑:秋痕

    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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