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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汉语文学的“晚郁时期”(8)

    发布时间: 2019/5/13 0:30:5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文革”后的80年代,改革开放与实现四个现代化,使中国文学追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潮流成为可能,文学的创新性标志就是与西方现代主义拉近距离。很显然,那个时期的作家诗人背后都站立着—位或数位西方古典和现代作家。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海明威、川端康成……等^是所有小说家热衷于谈论的对象。进入90年代,有些作家批评家又大加赞赏苏俄文学。在小说那里是对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再度张扬;在诗歌那里是对有特殊政治指向性的波罗茨基、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等人的崇尚。但90年代的小说主流则是现实主义回潮,《白鹿原》和《废都》预示的是去除西方现代主义直接影响的选择。前者是回到现实主义和传统文化,后者则是回到传统美文。没有西方现代主义作为底蕴,中国的小说有能力获得艺术上的肯定。尽管两部作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但它所预示的文学转变方向,恰恰是回到本土的传统。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这些作家,也都人到中年,相比较西方文化的熏陶,他们所受的传统中国文学和文化教育要深厚得多,回归传统在90年代获得了合法性,那么中国作家回到传统也就没有压力。这是他们更为习惯的踏实的文化根基,传统以及名为现实主义的那种平实的手法,使他们更加自如地面对个体经验。这倒使21世纪初期的一些作家的作品,更具有本土的本真性。这种现象当然不能说是有意避开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而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本土性,这一切只能是历史给定的条件下作家所作出的努力。我始终坚持认为的是,不能说离开了西方文学的直接影响,中国文学就能找到更加纯粹的本土性,中国文学就有自己的创造。如果能在更为全面和综合的层次汲取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这当然是更好的结果。但历史的选择身不由己,90年代的转折并不自觉,甚至有些被动。削弱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总算在民族本位方面有所融会创造。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是在疏离的情形下,在确立本土性的自我表达的基础上,自然地融会进文学创造的。因此,在那些乡土叙事的作品中,也看不出明显形式和思想观念的西方痕迹。但80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始终是融合在其中的,虽然淡薄,但却是必要元素,它会在进一步的文本建制中一点点释放出来。也必然在未来的文学创造中,使这些具有本土性的作品与世界文学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2.“晚郁时期”的写作是一种更加沉静的写作,看不到激烈的形式变革,但却是一种艺术表现的内化经验。这种经验看上去不起眼、不张扬,却是作家对自己过往经验极有力的超出。前面讨论赛义德的观点,我们注意到赛义德的说法:“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套用赛义德的说法,去看中国有些作家近些年的写作,确实也有一种“和解精神和安宁”。就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文学来说。那些有中年之感的作家或许也有和解精神和安宁,但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给予的。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观念变革和意识形态冲突,直至90年代才趋于平息,这样的平和是历史语境变化的结果,还是作家走向成熟之后的沉着,确实难以断言,但和两者可能都有关系。像莫言在《檀香刑》之后又有《丰乳肥臀》和《生死疲劳》,直至《蛙》,其艺术上的变化不可谓不大,其小说艺术性也颇有爆发力,但批评界和普通读者都并未有激烈反应。依靠文本间的对话,《蛙》重新建构了叙述人的地位,同时也对文本中的单一个体经验进行重新刻画。重要的是把个人、人物从历史的整合性中解救出来。《蛙》最后一部分的戏剧如此大胆地把文本撕裂,让悲剧的历史荒诞化。《蛙》里的叙述人蝌蚪,那是很低很低的叙述,他只是一只小虫,作为—个偶然的生命,游走于历史的间隙。或者他只是一只蛙,趴在田地里,看世界与人,他充当了—个编剧者,只能是编织出荒诞杂乱的戏剧。如此低的视角,如此平静和沉着,却胆大妄为地作出这样的戏剧。莫言在低处运气,像一只哈蟆在低处运气,那种小说笔法,全然没有敌手,没有要突破的方向,从书信如此自然地走向了荒诞的戏剧,透着文本自身的率性,这就是老到的自信和胆略!   

      同样,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之后,又有《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以及《手机》和《一腔废话》,一部比一部激进,直至2009年的《一句顶一万句》,突然沉静,再也没有前此的骚动不安。但仔细辨析,《一句顶一万句》如此乡土味的小说,内里却是包含着相当有力的变化,几乎是一改他过去的叙述风格,回到极端平实之中,小说是一句一句写来,却又一句一句转变,一个故事总要和另一个故事相关,一句话总在转向另一句话。其艺术上的考量和功力却是细微入致地进入到构思和每一个叙述情境中。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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