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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的构成艺术与汉语母语写作(7)

    发布时间: 2017/3/24 15:46:25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思想来看,由意境论到小说论(典型论)的发展转换,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庄子·外物》就有了“小说”一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一般认为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琐碎的言谈,琐屑之言(鲁迅语),即《论语·子张》所说的“小道(理)”(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与后来所说的小说文体相差甚远。东汉桓谭的《新论》说:“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他的“小说”观念已经是一种文体观念,然而他认为小说不过是“治身理家”的“短书”,而不是为政化民的“大道”。东汉班固进一步确定了“小说”的文体概念,他在《汉书·艺文志》中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作为史家和目录学家这样解释和评价小说应该是具有权威性的。班固认为小说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视小说仍然为小知、小道,作为文学体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他也论述了小说讲求虚构,植根生活的特点,给小说一定的地位和一定的评价。“尝试对于小说范畴加以界定和对小说特性加以阐释的主要是唐代以后的小说批评家。”比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661—721)在《史通》中的《杂述》《采撰》等篇中系统论述了小说,简要概括了小说的特点及产生的原因。宋代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对文言小说进行了第二次分类。北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录了说话伎艺人的名字、数目及其各自擅长的看家本领。尔后,南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首次提到说话人分为说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说参请、讲史书。宋末元初人罗烨《醉翁谈录》中有一篇《舌耕叙引》,可以算作比较早的小说批评文章[15]8-22。由此可见,中国小说理论批评主要就是在宋代肇始的。这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也是同步的,更与汉字构成艺术的内在逻辑转换是相适应的。汉字训诂学的声训,虽然初始于汉代的《释名》,但是真正比较大规模展开却是唐宋以后。比如,隋唐时代的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在文字的音义关系上,他提出了‘义存于声’‘借声为义’,实为清代‘因声求义’的先导。”汉字的音义关系,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同源字”,即字音相近或相同、义也相近或相同的字。另一种是“通假字”,即两字音相同或相近,而意义却不同,但由于音近音同而被借用时,产生了假借义。“孔氏已认识到这两种现象,他在《毛诗正义》一书里提出的‘义存于声’,就是指同源字;‘借声为义’就是指通假字。”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大小二徐”(徐铉,徐锴),研究《说文解字》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注重了文字的声义关系。“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除纠正本书脱误外,又略有增改。……二为增加反切,许慎时代尚无反切,故注音仅云‘读若某’而已。徐铉始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但与汉人读音不符。”“徐锴对《说文解字》进行研究,也很有成绩,他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已能注意到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14]182-184这样就反映出汉字构成艺术已经从“以形为主”转化为“以声为主”。这种转化与小说观念的成型的关系,似乎并非偶然,这似乎正好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由抒情诗转向了叙事体小说,而这个转化的中介恰好也就是唐宋时代对于文字训诂的声训法的广泛运用,使得文学家进行汉字母语写作时由以形为主的空间性审美意象转向了以声为主的时间性审美意象。这种以声为主的时间性审美意象就是叙事文学的主要意象存在方式,所以,相应地,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论思想也由抒情文学的意境论转向了叙事文学的小说论。 
      叙事文学的小说论在明清时代发展到了高峰时期,明确提出了“典型”概念,突出了人物性格在情节和场景中的时间性展开,与以声为主的汉字构成艺术所规定和制约的以声为主的时间性审美意象相适应,从而形成了小说论或者典型论所概括的明清小说艺术高峰,把汉字母语叙事写作推到了极致。李贽是明清典型论的较早倡导者,他的典型思想主要表现在点评《水浒传》人物形象论述中。魏晋、唐宋时代的小说大多数情节曲折离奇,人物形象却过于苍白单薄。明清时代人物形象成为小说的表现中心,人物性格也成了推进情节发展的基本动力。李贽从《水浒传》的人物形象中分析总结出了小说艺术的这个特质。他认为,人物形象必须逼真传神,为此就要抓住各种人物的典型特征,才可能写什么像什么。《水浒传》深刻准确地把握了各类人物的“光景”和“声音”,它的人物形象类型就必然会性格鲜明[13]135。实质上,这是看到了小说艺术的以声为主的时间性审美意象特征,从而把人物、情节、场景在叙事的时间过程中彰显出来。李贽还概括了人物形象塑造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同而不同处有辨”[8]238。最早提出塑造典型性格说的是明代小说点评家叶昼。叶昼指出“《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辨”的形象刻画,“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份,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7]184清代小说点评家金圣叹的人物形象典型性格理论是最有创见和价值的小说理论。他认为《水浒传》之所以吸引人、感动人,使人百读不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典型性格。他的《读第五才子书法》指出:“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金圣叹主张,人物形象的性格既要体现某一类人物的特性,又具有某种性格心理特征的共性。他认为《水浒传》就是这样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的典型人物:“《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9]200金圣叹在《水浒》评点中始用“典型”的概念。三十一回(金本)在武松两句话旁边批曰:“真正哥哥既死,且把认义哥哥远送,所谓‘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型’也。”张竹坡在《金瓶梅》八十六回写到陈敬济得知潘金莲被吴月娘交给王婆发卖后,便通过王婆,要偷娶潘金莲,他对潘金莲说:“我暗地里假名托姓,一顶轿子娶到你家去,咱两个永远团圆,做上个夫妻,有何不可!”张竹坡批道:“又一个要偷娶,西门典型尚在。”这是张竹坡从人物类型上提出这一概念,其意在说明偷娶之事,西门庆榜样在先,陈敬济效法于后,陈敬济是又一个西门庆。当年西门庆为占有金莲,用尽机谋,毒死武大,收买王婆,偷娶了金莲;如今陈敬济因与金莲私通,奸情泄露,金莲被交付王婆发卖,陈敬济为避“女婿娶丈母”的臭名,因故想“假名托姓,也偷娶潘金莲。”张竹坡也是从西门庆、陈敬济这两个都是好色贪淫,言行污浊,手段卑劣这些共同点上,做出“典型尚在”的概括,即“又一个”“典型”的论断[16]。尽管金圣叹和张竹坡所用的“典型”与后来从西方美学和文论中输入引进的“典型”范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从他们的一些具体点评来看应该是基本一致的。这也就说明,在小说的审美特征的概括总结上,中西理论家是相通的。这个相通之处就在于,小说是一种以时间性审美意象来塑造情节和场景之中的典型人物的文学样式。西方表音文字所规定和制约的以声为主的时间性审美意象,很自然地形成了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很明显的叙事文学传统,而表意文字所规定和制约的汉字母语写作只是到了宋元明清以后才在由以形为主的汉字构成艺术转化为以声为主的汉字构成艺术之后,逐步形成了小说样式,并且在美学和文论思想方面由意境论转向了小说论或者典型论,才形成了汉字母语写作的叙事文学在唐宋元明清逐步发达繁荣的局面,而清代的朴学及其声训方法的盛行,也使得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了一个峰巅,《红楼梦》就是它的标志。
        总而言之,汉字六书构成艺术的意象性和抒情性决定和制约了汉字母语写作的总体上的抒情文学传统,而叙事文学相对薄弱和发展滞后,随着汉字六书构成艺术由以形为主到以声为主转换的内在逻辑发展,以声训法为标志,促成了文学的以形为主的空间性审美意象转向以声为主的时间性审美意象,在宋元明清以后汉字母语写作也转向了叙事文学发达的景象,并且在美学和文论思想上同时由意象论转向小说论或者典型论,实现了两种审美意象的内在转换,并且形成了汉字母语写作的叙事文学高峰。作者:黄卫星
    编辑:秋痕

    汉字的构成艺术与汉语母语写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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