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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古代书院与重教兴学之风(2)

发布时间: 2017/1/19 11:18:39    被阅览数:
书院教育推动了当地兴学风气的形成,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泉州书院之设,无论以讲学为重,还是基于考课为主,基本宗旨都是为社会和国家培养有用人才。泉州之所以成为“八闽胜迹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究其原因,关键是教育兴盛起了重要作用,使古代泉州人才如蛟腾鹊起,群星璀璨。自唐贞元八年(792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一千多年间,泉州学术、文章、勋业、道德、政绩、气节诸多方面,代有才俊硕彦,登科举、载志书的人物多达六千多人,其中进士近二千五百人。他们当中有民族英雄郑成功、政治家梁克家、改革家吕惠卿、理学家李光地、文学家欧阳詹、史学家何乔远、思想家李贽、科学家丁拱辰、军事家施琅等等,在历史进程中他们各领风骚,在政治、哲学、文学、科学、军事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宋史·地理志》云:“福建路……登科者尤多”,以至于宋人称:“福建出秀才(此处意为进士),为天下第一。”南宋前后近150年,开进士科51次,泉州举子榜榜有名,且数量众多,平均每榜有18人,蔚为壮观。这些出类拔萃的人才中,有不少曾肄业于书院,说明书院教育对人才培养的推动功不可没。 

    唐五代后,泉州官员大举兴学,积极鼓励私学的创办,书堂、书房、私塾家馆等民间教育形式陆续出现。唐贞元八年(792年)私学出身的晋江人欧阳詹荣登龙虎榜,成为泉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后,更激发了民间兴学的热情。书院制度正是在私学基础上衍化而成。两宋时期,泉州人口渐多,经济发达,贸易繁荣,商贸往来与商业讯息的应用均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人们重教兴学观念更强。这一时期是泉州书院发展的鼎盛期,从其创办者看,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完全由民间人士私人创建,这类书院占一半以上;二是完全由官府创建;三是官建民助。民间捐资创建书院成为沿海富庶地区老百姓的自觉行动。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使得捐资书院、民间兴学在泉州人文化心理意识中成为一种“功德义举”,代代相传,蔚然成风。 

    书院融合多元文化元素,担当文化交流使命。泉州“重教兴学”之风也表现在积极的文化交流与对外传播上。许多泉州人远渡重洋、经商创业,他们总是走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哪里,既经营生意也传播中华文化。比如历史上闽南人渡海开发台湾后,立即着手兴办教育。康熙五年(1666年)泉州人陈永华向郑经建议要开发建设好台湾,就必须“建圣庙,立学校”,“延师令子弟读书”。建议被采纳后,他通过各种途径聘请大陆知识分子渡台,“以教秀士”,“自此台人始知学”。清代台湾书院蓬勃发展,施琅为了“敦教化,育人才”,创建了台南的西定坊书院,而后崇文等多家书院创办,成为儒学在台湾传播发展、教化民众的集散地。泉州人在这些书院中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显著。台湾的书院大多由泉州移植而成,因而与泉州书院的建筑风格大同小异;约束士子的学规也以泉州书院为蓝本,组织管理和教学内容、方法体系与泉州书院十分相似。 

    宋元时期泉州是国际大港口,商贾云集,“市井十洲人”,频繁的商贸往来必然带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书院也是当时文化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8年)泉州设立蕃学,作为专门培养外国人子弟和中国人学外国语言文字的学校。泉州书院围绕习语言、读圣书、修道德、明礼仪、通民俗、知宗教,促进了多种文化的相互了解、异族习俗的彼此包容、不同宗教的和谐共处,展示了书院在社会文化建构中宽广的胸怀与包容的品格。陈秋燕
来源:光明日报      编辑:秋痕

泉州古代书院与重教兴学之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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