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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类书籍走出国门的历史与期望

    发布时间: 2017/12/7 0:11:25    被阅览数:
    我国的文化遗产类书籍是国家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使者。长久以来,我国从很高的层面就将这类书籍当成展示中国古老文化的礼物,让其在高端场合亮相,走出国门,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靓丽的中国风景。文化遗产类书籍曾起到过如此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这段历史至今却并不被大家所广泛知晓。新的时代,文明互鉴极为重要,了解过去,方能开拓未来。
      10 月10 日,在文物出版社建社60 周年出版座谈会上,作为我国文物事业完整发展历程的见证人,年过九旬的谢辰生先生,针对一个具体的事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文物图书是能够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希望保证高水平的质量。”
      谢老在会上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文革’期间,文物出版社那时已经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了。周总理在一项批示上要求重新建立文物出版社。为什么要重建?因为文物书籍在那个时候有其特殊的作用。于是,从德国等国家紧急进口了一批先进的印刷设备,文物出版社也因此恢复了图书出版。”
      谢老接着说:“文物类书籍有其特点,不但有文字,还有大量文物的图片。那个时候我们在国际上能拿得出手的,文物类书籍是重要的一块,当成礼物送出去了不少。外国人文字不一定看得懂,但是图片他们肯定是要看的。也因为如此,那个相对艰苦时候还能保持高水准的印刷质量。”
      谢老所说的这件事,在新出的《文物出版社六十周年》一书中也有所记载,尤其是1973 年2月,周总理关于批准重建文物出版社印刷厂的批件照片颇为引人注目。在该批件中,周总理同意“加强我文物出版工作,从西德、日本进口一部分新印刷机器,重新建立文物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文物图录,既可对外进行宣传,又可取得一定的外汇。”由此重启了文物出版社的书籍出版工作。
      回顾共和国的出版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物考古类书籍,竟然被赋予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角色和属性,那就是作为礼物赠送给国际友人,或者出口到国外去。而在这种行为背后,显然存在一种超越经济利益的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法律法规上确定对全国各地文物古迹的保护,文物保护工作也如火如荼地开展。与此同时,大量重要考古发现面世,其中许多发现举世震惊。如何将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共和国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向世界展示,以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形象,就摆在当时的人们面前。而质量上乘,印刷精美的文化遗产类书籍成为当时的首选。
      这段历史现在看来并不广为人知,但是记者从一些观察中也看出了端倪。文物出版社自1957年成立之初,便出版了《白沙宋墓》和《南唐二陵》两部重量级的考古报告,不但内容科学严谨,而且开本宏阔、装帧高雅、图片精美,让人印象深刻。不仅如此,这两部书都有两个版本。《白沙宋墓》有“甲种”“乙种”之分,“甲种”定价35 元,“乙种”定价28 元。《南唐二陵》也有35 元和27.5 元的区别。记者之前曾撰文(承载与传播——几部考古报告背后的故事,《中国文物报》2014 年6 月6日5 版)分析过,从种种迹象表明,这所谓的“甲种”,便是当时作为礼物送给外国友人的。以《南唐二陵》为例,国内各大图书馆的均为定价27.5 元的版本,布面精装,牛皮纸护封,印量1000册;从国外回流的版本则为35 元,绸面精装,纸盒包装,印量只有500 册,其装帧要远好过国内,更为重要的是,附加了一册十六开的英文摘要。无独有偶,《白沙宋墓》虽然并未标明哪个是“甲种”,哪个是“乙种”,但从国外回流的均为绸面精装,同样有一册十六开英文摘要,而国内的版本则为漆布面精装,无摘要来看,孰为“甲种”,一目了然。有趣的是,记者在几本回流的《白沙宋墓》最后一页的定价下,还看到后来用打字机印上去的“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刷)字样,也极有可能为获赠的外国人所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1957 年国家成立文物出版社的目的,可能并不是单纯地出版文物类书籍,而是将生产“国礼”作为其重要的任务之一。我们看到在五六十年代人均工资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时候,不仅仅是出版了价值二三十元的考古报告,还有价值好几十甚至上百的精美图录,如《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1965 年出版,定价200 元(精装)]、《两宋名画册》(1963 年出版,定价100 元)、《宋人画册》[总二十卷,1954-1966 年陆续出版,总定价262 元(绢裱)]、《敦煌壁画集》[1957 年出版,定价60 元(织锦面精装)]等。这些书籍均开本巨大、印刷精美、装帧考究。如《白沙宋墓》《南唐二陵》等考古报告均为八开,《故宫博物院藏花鸟画选》更是四开巨本。封面多饰以丝绸、锦缎,让人爱不释手。至于作为国礼,送给外国友人,或者出售到国外,便不奇怪了。
      其实,这种做法并非五十年代首现。早在三十年代,中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便是以“国内本”和“国外本”两个版本发行,“国外本”装帧更精美,价格也更贵。这显然是兼顾了国内的购买力和推介到国外去的必要性。因为国外的此类书籍从编校到设计装帧无不尽美,这里显然是为了“和国外接轨”。
      1966 年“文革”开始,文物出版事业备受冲击,陷入停顿。根据上文所述的批件可知,文物出版社“70 年已合并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机器工房都已分掉”。而从1967 年至1971 年5 年中,也没有一本文化遗产类书籍出版。
      到了1972 年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出版了几部书籍。首先是2 月份出版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以及《丝绸之路——汉唐织物》,到了7 月又出了一个薄薄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1971 年底,一次偶然的发现使得长沙马王堆汉墓进入人们的视线。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成立了规格很高的工作组,调集各科研机构和众多考古专家参与到发掘和研究工作中来。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和报告编写出版在文物考古及其出版史上或许是空前绝后的。墓葬于1971 年底发现,1972 年4 月即结束一号墓的发掘,6 月进入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中,同年12 月完稿。1973 年10 月,《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以八开两厚册的煌煌巨著面世。众所周知,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工作是一项漫长细致的工作,而马王堆一号汉墓从发掘到考古报告的出版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完成,显然是当时倾全国之力的结果。在那个特殊的年月,必然有学术研究以外的考量。这次考古发现经过新华社广播后,在国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当时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周总理不但多次过问考古发掘、资料整理和文物保护工作,还认真阅读《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并提出修改意见(侯良,《周总理与马王堆汉墓》,《中国文物报》2009 年12 月18 日8 版)。可以看出,国家是倾尽全力让考古报告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尽快出版,让世界知道马王堆汉墓的惊世发现。这部《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在中国考古报告的出版史上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据说印刷了5000 部之多(黄展岳,《在参加修订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的日子里》,《中国文物报》2005 年6 月22 日4 版),这在中国考古报告的出版印刷量上可谓空前;另一个是封面有三种装帧设计,一种为纸面精装,一种为绸面精装带一册16 开英文摘要,还有一种更为罕见,在精装的绸面上还有取材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纹饰图案,一个版本,三种装帧设计,在文化遗产类图书中可谓绝无仅有了。日本平凡社于1976 年将《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翻译成日文出版,可见国外的关注程度之高。
      马王堆在那时并非个案。和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几乎同时进行的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和懿德太子墓发现了非常精美的壁画。其结果就是1974 年图录《唐李贤墓李重润墓壁画》的出版,这部图录堪称文物考古书籍中的巨无霸,四开绸面精装,纸匣装带一册八开英文摘要,单册重达10余公斤。这部书同样被介绍到了国外。
      与此同时,出土文物在香港等地区乃至国外的展出活动也得以恢复。1973 年,国家选送了一批出土文物赴英国和法国展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配合展览出版的图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展品选集》(包括中英文版和法文版)也随展出售,让新中国的文物形象上了不少外国人的书架。这样的展览在随后的几年一直持续,直至“文革”结束依然进行。1978 年4 月在香港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同样出版了图录。有趣的是,七十年代末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执导的一部古装电影中,以混搭的形式出现了汉代的漆器和马家窑文化的双耳罐。剧中一位明显是秦兵马俑形象的军官声称“要和画师会合,一起去懿德太子墓画壁画……”上述这些道具都可以在这本图录中找到原型,显然是受到这次展览的影响。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从“文革”后期开始,适时以重大考古发现成果的发布和文物出国展览,辅以相关的图书出版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因政治运动带来的在国际社会上的尴尬形象。在这几年中,中国的文物考古成了为数不多的向世界展现中国优秀文化的途径和对外交往的窗口。我们既看到那时中美乒乓球运动员的意气风发,看到赠美、赠日大熊猫亮相时的万人空巷,也要看到文物考古及相关图书在向世界诉说着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
      当今,中国的国力蒸蒸日上,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日益提高。我们走出去了解世界,也希望世界了解中国。我们既要通过“新四大发明”(高铁、移动支付、共享单车和电子商务)让世界感受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也要用文化遗产让世界知道中国曾经有着如此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作为其载体,文化遗产类图书依然没有过时,而是用一种看似无声缓慢,实则端庄大气的方式向世界诉说中国文化之美。
      随着我国文化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图书不但“引进来”,也越来越注重“走出去”。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主持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项目”等对外翻译出版工程项目,以期推出更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特色的外向型精品图书,让海外读者通过中国图书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切实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每年世界的重要书展如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纽约书展等均有越来越多中国出版社的身影,其中文化遗产类图书颇为吸引国外读者的目光。当然,如何打破语言的隔阂,如何从内容到形式吸引和打动国外读者并赢得国外图书市场,都是一个值得讨论与摸索的问题。
    来源:中国文物报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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