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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九十九·王莽传第六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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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
发布时间:2007/4/12   被阅览数:2255 次
(文字 〖 〗)
 

《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毳,山行则梮,以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然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也尤甚。唯是为务,故道河自积石,历龙门,南到华阴,东下底柱,及盟津、雒内,至于大伾。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泽既陂,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

自是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川、云梦之际,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百姓飨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沟渠甚多,然莫足数也。

魏文侯时,西门豹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孙襄王时,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鄴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民歌之曰:“鄴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鄴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

其后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无令东伐。及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名曰郑国渠。

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其后三十六岁,孝武元光中,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上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分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邑收入多。分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是以久不复塞也。

时郑当时为大司农,言:“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上,度六月罢,而渭水道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上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矣。

后河东守番系言:“漕从山东西,岁百余万右,更底柱之艰,败亡甚多而烦费。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下,引河溉汾阴、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顷。故尽河C82D弃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谷二百万右石以上。谷从渭上,与关中无异,而底柱之东可毋复漕。”上以为然,发卒数万人作渠田。数岁,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久之,河东渠田废,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之,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谷可致,而山东从沔无限,便于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似于巴、蜀。”上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其后,严熊言:“临晋民愿穿洛以溉重泉以东万余顷故恶地。诚即得水,可令亩十石。”于是为发卒万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隤以绝商颜,东至山领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作之十余岁,渠颇通,犹未得其饶。

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干封少雨。上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于是上以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湛白马玉璧,令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揵。上既临河决,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巨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正道B12D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一曰:

河汤汤兮激潺B14E,北渡回兮迅流难。搴长蒋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于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湋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上曰:“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

后十六岁,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BD4C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饶也。

是时,方事匈奴,兴功利,言便宜者甚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可以省堤防备塞,士卒转输,胡寇侵盗,覆军杀将,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备匈奴而不忧百越者,以其水绝壤断也。此功一成,万世大利。”书奏,上壮之,报曰:“延年计议甚深。然河乃大禹之所道也,圣人作事,为万世功,通于神明,恐难改更。”

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此开通后,馆陶东北四五郡虽时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无水忧。宣帝地节中,光禄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邪直贝丘县。恐水盛,堤防不能禁,乃各更穿渠,直东,经东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

成帝初,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下流,与兗州东郡分水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灵鸣犊口在清河东界,所在处下,虽令通利,犹不能为魏郡、清河减损水害。禹非不爱民力,以地形有势,故穿九河,今既灭难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余年,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流杀水力,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又地节时郭昌穿直渠,后三岁,河水更从枚第二曲间北可六里,复南合。今其曲势复邪直贝丘,百姓寒心,宜复穿渠东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余郡,然后忧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许商治。《尚书》,善为算,能度功用。遣行视,以为屯氏河盈溢所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

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滥兗、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遣大司农非调调均钱谷河决所灌之郡,谒者二人发河南以东漕船五百叟,徙民避水居丘陵,九万七千余口。河堤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上曰:“东郡河决,流漂二州,校尉廷世堤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长于计策,功费约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

后二岁,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复遣王延世治之。杜钦说大将军王凤,以为:“前河决,丞相史杨焉言延世受焉术以塞之,蔽不肯见。今独任延世,延世见前塞之易,恐其虑害不深。又审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势各异,不博议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今冬成,来春桃华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如此,数郡种不得下,民人流散,盗贼将生,虽重诛延世,无益于事。宜遣焉及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杂作。延世与焉必相破坏,深论便宜,以相难极。商、延年皆明计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别是非,择其善而从之,必有成功。”凤如钦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复赐延世黄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贾者,为著外繇六月。

后九岁,鸿嘉四年,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使焉镌之。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

是岁,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河堤都尉许商与丞相史孙禁共行视,图方略。禁以为:“今河溢之害数倍于前决平原时。今可决平原金堤间,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浚利,又干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余万顷,足以偿所开伤民田庐处,又省吏卒治堤救水,岁三万人以上。”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孙禁所欲开者,在九河南笃马河,失水之迹,处势平夷,旱则淤绝,水则为败,不可许。”公卿皆从商言。

先是,谷永以为:“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是时,李寻、解光亦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众庶见王延世蒙重赏,竞言便巧,不可用。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满昌、师丹等数言百姓可哀,上数遣使者处业振赡之。

哀帝初,平当使领河堤,奏言:“九河今皆寘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雍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众不可诬,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部刺史、三辅、三河、弘农太守举吏民能者,莫有应书。待诏贾让奏言: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首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B028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兒蹄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B12E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往十余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迫厄如此,不得安息。

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月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六七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入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余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余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卬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余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

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其大略异者,长水校尉平陵关并言:“河决率常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为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易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马史长安张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御史临淮韩牧以为“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宜却徙完平处,更开空,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沛郡桓谭为司空掾,典其议,为甄丰言:“凡此数者,必有一是。宜详考验,皆可豫见,计定然后举事,费不过数亿万,亦可以事诸浮食无产业民。空居与行役,同当衣食;衣食县官,而为之作,乃两便,可以上继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时,但崇空语,无施行者。

赞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鱼乎!”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孔子曰:“多闻而志之,知之次也。”国之利害,故备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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